1954年2月，台北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更早。
雨丝从清晨就开始飘洒，将大稻埕街巷的青石板路浸成深黑色。林默涵站在“陈记颜料行”二楼窗前，左手端着白瓷茶盏，右手指尖在窗玻璃的水汽上无意识地划动。水痕很快聚成水珠滑落，像眼泪，也像某种无形的计数。
三十七天。
距离老赵在爱河码头牺牲，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天。林默涵的左手无名指上，多了一道浅浅的疤痕——不是枪伤，是老赵中弹倒地时，死死攥住他的手指，指甲嵌进肉里留下的印记。医生说这疤会跟着他一辈子，林默涵却在包扎时对医生说：“好，正好提醒我，别忘了。”
茶是上好的冻顶乌龙，苏曼卿托人从南投捎来的。茶汤金黄，香气清冽，可林默涵啜饮时，舌尖只尝到苦涩。他闭上眼睛，老赵最后那个眼神又在脑海里浮现——不是恐惧，不是痛苦，而是一种近乎释然的笑意，仿佛在说“值了”。
楼下传来开门的铃铛声。
林默涵瞬间睁开眼，茶盏轻轻放回窗台，右手已经摸向腰间。那里藏着一把勃朗宁M1910，枪膛里压着六发子弹，弹夹底部那发子弹的弹头上，他用针尖刻了个“海”字。这是他的规矩：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不轻不重，三步一停。这是苏曼卿的安全信号。
“沈老板。”苏曼卿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个藤编食盒，头发和肩膀都被雨打湿了，脸颊却透着不正常的潮红。她把食盒放在桌上，动作有些急促。
“苏老板。”林默涵转身，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两秒，“你的手在抖。”
苏曼卿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手正捏着食盒的提手，指关节泛白，的确在微微颤抖。她深吸一口气，松开手，从食盒上层取出一盒凤梨酥，下层却是个油纸包。
“今天码头来了批新货。”她说，声音压得很低，“广东来的白糖，成色特别好。我尝了，甜得很。”
“白糖”是暗语，代表“有紧急情报”。
林默涵没有立刻去碰油纸包，而是先拿起一块凤梨酥，掰开，看了看馅料，又放回食盒。“太甜了，最近牙疼。”
这是安全回应，意思是“周围安全，可以说话”。
苏曼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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