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雄飞领命疾步离去，殿内重归寂静。
朱由校目光深凝，看着随身携带的那幅在他看来简略的《大明混一图》，如何彻底驯服草原这头困扰华夏千年的巨兽，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重思。
千年以来，华夏王朝与草原的博弈从未停歇，可真正将这片土地纳入稳固统治的，屈指可数。
真正将广袤的草原纳入稳固统治的，只有原本就是蒙古族出身的大元，还有后来运用“盟旗制度”捡漏的满清。
大元凭蒙古族同源之根，将草原视作“祖宗根本”，却未留下长治久安之法；
而满清利用盟旗制度，将蒙古各部划分为固定牧区（旗），由中央任命札萨克管理，禁止牧民跨旗游牧，彻底瓦解了草原的流动性。同时设立理藩院统筹蒙古事务，实现行政集权。
除此之外啊，由于建奴本身同样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他们通过满蒙联姻，以此形成“血肉相连”的政治同盟，使蒙古贵族从“敌人”变为“共治者”，靠着这一套组合拳，才将草原牢牢攥在手中。
然而，大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国，王朝正统性深植于对异族统治的推翻与华夏文明的再造。
这使得明朝自肇建之初，便深植“华夷之辨”的儒家观念于国体之中，士大夫阶层谨守华夏本位，视草原为“化外之地”，朝中多的是精于中原礼法吏治的文臣，却罕有真正通晓游牧、善于经略之才。
朝廷对于边疆的思维，长期停留在“重防御而轻经营”，但求边关无战事，却缺乏将漠北真正纳入王化、进行长远开拓与治理的志向。
更不必说汉蒙之间百年征伐积怨已深，血火之仇早已刻入记忆。在此背景下，大清赖以维系北方盟谊的“联姻共治”之策，于大明而言绝无可能。
这不仅关乎士林清议与朝堂体面，更触及国本：大明绝不可能将自己降格为多元共治的帝国，更不可能再度接受任何形式的“异族”统治。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朱由校低声自语，眼中闪过锐利的光。
当今世界乃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火器盛行，科技革新——一个训练三日的农夫，若运气稍好，一颗铅弹便能洞穿铁甲，轻易夺走精锐甲士的性命。
昔日蒙古铁骑纵横欧亚的“上帝之鞭”，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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