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了欧洲航海业的星火，“寻找通往中国与印度的新航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驱动伊比利亚半岛乃至后来整个欧洲航海大冒险的原始动力之一。
及至大明万历年间，传教士们寄回欧洲的一封封书信，其中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细节，不仅令欧洲人惊叹，更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们的基本认知。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不无震撼地写道：“这个国家的官员选拔，不看出身、不凭世袭，唯以科举取士，凭才学论高低。”
“在欧洲，一个鞋匠的儿子，若无奇迹，几乎注定仍是鞋匠。然而在这里，昨天还在田间插秧的农夫，今天便可能因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而成为治理一方的官员。”
这种制度，简直是在动摇了上帝安排的等级秩序。”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大明士子口中的感慨，在欧洲却如惊雷炸响。
彼时的欧洲，法国官僚清一色出身贵族，英国议会席位明码标价、买卖成风，德国官员职位世代承袭，底层百姓更是毫无出头之日。
难怪尼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曾哀叹：“中国让最聪明的人治理国家，我们却让最会投胎的人掌控命运。此等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更让欧洲人无力的是，大明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使得明人面对欧洲文明成果时，往往抱有一种礼貌但疏离的审视，甚至不自觉地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怜悯。
利玛窦曾精心挑选欧洲油画，向大明学者展示西方艺术的精妙，换来的评价却是“笔法呆滞、色彩浓艳，虽形肖而神离，不如我水墨写意传神。”
他殚精竭虑讲解亚里士多德哲学，却被学者淡淡回应“其理浅近，可资一观，然与孟子性善之宏旨、王阳明先生心学之精微相较，似略显浅薄，未及根本。”
最令传教士们感到无力与刺痛的，或许是那些饱学鸿儒在倾听他们远渡重洋的艰辛后，自然而然发出的那句感叹：
“尔等自数万里外浮海而来，一路所见，想必皆荒蛮之地。至此中华，睹我衣冠文物之盛，定是心怀慕羡，不虚此行吧？”
这份优越感，并非刻意炫耀，而是数千年文明积淀的自然流露，比任何驳斥都让泰西人感到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