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昔日高门子弟、饱学之士，今日或被屠戮于市井，或流落为奴为婢，尊严扫地。
《旧五代史》里记着一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毛锥子，便是毛笔，便是文人，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文人有什么用？连自保都做不到。
冯道历仕四朝十帝，不是他不要脸，是那个时代，要脸的人都死了。
也正是这场持续百年的浩劫，让后来的儒家思想，开始变得偏激，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
既然武人乱国、不可信任，那就彻底压制武人；
既然兵戈四起、天下糜烂，那就全力推崇文治，杜绝军功。
这种被恐惧催生出来的偏执，逐渐渗透到文人的骨子里，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潜意识。
他们见过武人乱国的恐怖，见过天下糜烂的绝望，所以在重新掌握话语权之后，才会不遗余力地压制武将、防范武将、削弱武将。
他们宁可天下孱弱、疆域萎缩，也绝不愿再看到武人坐大、战火重燃的局面。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文人的思想慢慢变了，儒家的理念也慢慢变了。
由汉唐的“刚健有为”，渐转为宋明的“内敛守成”；
由“兼济天下”的豪情，退化为“独善其身”的谨慎；
由“华夷之辨”的凛然，弱化为“息事宁人”的妥协。
到了宋代，文人的形象已经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书生。
他们皓首穷经，他们吟风弄月，但他们不识五谷，不知兵事。
苏东坡那样能写“大江东去”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文人，连马都骑不稳，更别说上阵杀敌。
他们对战争的理解，来自兵书，来自史书，来自想象，然后用这些想象去指挥战争，结果可想而知。
宋代“将从中御”的荒诞制度，便是如此：
皇帝和文臣们躲在汴梁城里，用阵图和文书指挥千里之外的军队，外行指导内行，不败才怪。
而文臣集团发自本能地厌恶战争，其实是最现实的利益考量：
战事一开，武将必然立功；武将立功，地位必然上升；地位上升，权力必然膨胀；
武将膨胀的兵权、财权、话语权，必然挤压文臣的生存空间与实际利益，动摇他们文治话语权。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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