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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一次次被构陷、被打压，看着同僚为了升迁阿谀奉承，目睹上司借朝廷之名中饱私囊，曾经棱角分明的信念便在现实的磨盘下渐渐扭曲。
他们开始懂得，所谓“父母官”的职责，不过是皇权统治的延伸——教化百姓安于现状，督促百姓按时完税，将所有可能动摇统治根基的火苗扼杀在萌芽之中。
曾经视作圭臬的“民本”思想，最终都化作酒肆里的醉话，消散在追逐功名利禄的漫漫征途中。
单安仁亦是如此，他还曾是元朝的官吏，历经了元末乱世，目睹了太多蝇营狗苟，自己也随之浮沉了一生。
好不容易能在临死之前偶遇“知己”，单安仁不免动了心思，想要帮这年轻人一把。
至少，自己当年没有做到的宏愿，可以寄托在李骜这个文武双全的年轻人身上。
老朱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随后他看向李骜与单安仁，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如何才能让百姓变得富足呢？”
此话一出，李骜与单安仁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容。
虽然老朱陛下只说了这一句话，但至少证明他对“藏富于民”并不抵触，甚至可以说已经认可了这离经叛道的思想。
单安仁当机立断地给出了答案:“重商!”
老朱听后却皱眉不语。
所谓重商，看似是让百姓通过贸易互通有无、积累财富的良策，实则是要撼动延续千年的统治根基。
在农耕文明主导的大明，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
朱元璋立国后推行休养生息，鼓励垦荒，将流民重新固着于土地，正是看中农业生产对恢复国力的关键作用。
此时若放任百姓弃农从商，不仅粮食产量锐减，更可能引发人口流动失控，动摇“编户齐民”的统治基础。
重农抑商能成为历朝铁律，根源在于商业天然的流动性与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存在根本冲突。
商人逐利而居，打破地域界限，这与朝廷通过户籍、里甲制度禁锢人口的需求背道而驰。
更关键的是，商业利润的分配机制极易催生新的财富阶层，威胁到传统贵族与士绅的利益格局。
大明的商业命脉早已被盘根错节的权贵集团垄断。
盐铁专营、漕运贸易等暴利行业，背后站着世袭勋爵、外戚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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