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教化民众，用赋税制度巩固统治，如此方能彰显大明的正统地位。
有的坚持“武统”，看重边疆的稳定与实效——反驳说辽东与内地不同，汉夷杂居，部落林立，且常年战乱，民风尚武，流官既不熟悉当地习俗，又无兵力震慑，贸然推行文治只会引发叛乱。
他们主张以军事管制为核心，设立都司卫所，以将领镇守，将归降的部落编入军户，让其“以战养守”，既省去内地转运粮草的负担，又能借其之力防备蒙古、女真，待数十年后民心安定，再逐步推行文治不迟。
还有人提议“折中”，在汉人聚居区设州县，如辽阳、沈阳等地，沿用中原制度，派流官管理民政；在蒙古、女真部落聚居的草原、山林地带，则设立羁縻卫所，任命其首领为卫指挥使、千户，许其世袭，只需向朝廷纳贡、出兵助战，日常事务由其自主管理。
如此“汉地用汉法，夷地从夷俗”，既能彰显朝廷的统治，又能避免强行同化引发的动荡，算是取两派之长的权宜之计。
各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始终难有定论——文臣们担心武统会让边疆成为“国中之国”，武将们则怕文治会束缚手脚、埋下祸根，而折中派又被两边指责“立场不坚定”“治标不治本”。
朱元璋端坐龙椅，静静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
他想起徐达从前的奏报，说辽东“土旷人稀，部落林立，虽有城池，多为废墟”；也记得李文忠提过，纳哈出部众“不习农耕，只知放牧，若强征赋税，必起叛乱”。
良久，他抬手示意群臣安静，沉声道：“辽东与云南、贵州不同，它北接蒙古，东连女真，是北疆屏障，重中之重在于防务。若设布政使司，流官难以镇抚；若全托于部落首领，又恐其反复。”
他顿了顿，目光坚定：“朕意已决，仿洪武四年定辽都司之制，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诸卫所，总领军政要务！”
这正是明朝治理辽东的传统政策——以军管为主，民政附属于军政。
朱元璋继续道：“择有功将领镇守，下设卫、所，以军屯养兵，既保防务，又促生产。对于归降的蒙古部众，编入卫所，授其首领为千户、百户，许其世袭，但需受都司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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