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方为上策。”
更有甚者，竟搬出“中国式宗主观”大谈特谈，其奏章中写道：“《尚书》有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乃华夏治国之根本。岭北之地，上古未入九州，三代不属王土，秦汉以降亦不过是匈奴、鲜卑等族的游牧之所，本非华夏故土。我大明得国正朔，以仁孝治天下，当以文德服远，而非以武力夺地。”
“何必强占此蛮荒之域，徒费钱粮？不如退回长城故塞，严守疆界，兴农桑、修水利、轻赋税，使海内升平，百姓安乐。如此，蛮夷见我天朝富庶昌明，自会心生敬畏，遣使来朝，俯首称臣，这才是‘以德服人’的天朝气度。若一味贪求土地，反落得个‘好战’之名，惹蛮夷同仇敌忾，岂非得不偿失？”
“岭北于华夏，不过是域外之壤，弃之不足惜，守之徒增烦扰。陛下当以社稷为重，以民生为念，莫为虚名所累，将此化外之地还给蛮夷，方为长治久安之策。”
这些人字里行间，全然将岭北视作与华夏正统无关的异域，仿佛那片土地从诞生起便游离于九州之外，与中原的文脉、历史、衣冠毫无牵连。
字缝里都透着“弃之无妨”的轻慢——他们论及岭北，就像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器物，从未提及那些在此浴血的将士，从未念及那些深埋冻土的忠骨，更未想过这片土地承载的何止是疆土，更是大明对北元的终极胜利，是汉家儿郎收复失地的尊严。
在他们笔下，岭北仿佛只是一块可以随意丢弃的敝履，仿佛只要退回长城，便能高枕无忧；仿佛那些牺牲的生命，不过是数字的增减；仿佛草原上的狼烟，会因“文德”二字便自行熄灭。
这种轻慢，不是对土地的漠视，而是对牺牲的亵渎，是对军魂的践踏，更是对大明江山的短视——他们看不见岭北的战略价值，看不见放弃它将带来的北疆危局，只看得见眼前的钱粮耗费，将一场关乎国运的坚守，轻描淡写地化作“得不偿失”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