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完全消解，而历史上子杀父、弟杀兄、功臣叛乱的案例比比皆是，即便是义子，也未必能始终恪守臣节。
正因如此，历史上朱元璋在分封沐英之后，便布下了一系列制衡手段。
最典型的便是“质子南京”——沐英镇守云南后，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尤其是“胡惟庸案”中无数开国功臣惨遭诛杀的教训历历在目，他唯恐自己功高震主引发猜忌，主动将所有儿子送往京师南京抚养，交由朱元璋亲自安排。
这一举动既是表忠心，也是一种自保。
沐英之后，沐春袭爵，可惜英年早逝且无子，其弟沐晟继任黔国公，沐晟的儿子沐斌同样在南京长大。
沐晟病逝时，沐斌尚且年幼，由三叔沐昂以征南将军之职代镇云南，而沐斌则在南京当了数年“预备国公”，直到成年后才返回云南履职。
这种将嫡长子送往南京质子的做法，并非沐英、沐晟的个人行为，而是历代黔国公心照不宣的默契，目的便是通过家人为人质，让朝廷彻底放心。
除了质子制度，“迁葬南京”也是沐氏表明忠心的重要方式。
沐英病逝后，朱元璋下旨将其灵柩迁葬南京将军山，此后历代黔国公去世，无论相隔多远，都会万里迢迢将灵柩从云南运回南京安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沐氏墓葬群。
这一举措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寓意——沐氏子孙即便镇守云南，最终仍归葬“皇陵之侧”，既彰显了对朱明皇室的归属感，也向朝廷表明绝无割据之心。
如果说质子与迁葬是从伦理情感上约束沐氏，那么朱元璋始终念念不忘的“派遣藩王入镇云南”，则是想以朱氏皇族的血缘优势，从权力结构上直接制衡沐氏。
这一尝试从朱元璋时期开始，历经朱棣、朱高炽祖孙三代，前后持续数十年，却屡屡受挫，堪称明初政治史上一段颇具波折的插曲。
事实上，沐英本人也深知“功高震主”的风险，为了让朱元璋彻底安心，他不仅主动质子，还多次上疏朝廷，恳请派遣藩王镇守云南，以“宗室监军”的方式制衡自己的权力。
朱元璋顺水推舟，于洪武十八年下令靖江王朱守谦就藩云南大理。
可惜朱守谦根本不理解朱元璋与沐英的苦心，到了大理之后，依旧骄奢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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