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破碎不堪，只剩下一群徒具其表的空壳官僚。
朱祁镇其实极早便察觉到局势恶化——
那些他以为被排除出去的“旧派”，原本承担着维系朝政的关键位置；
而他重新扶上台面的，却是些只会迎合、擅长献媚的庸碌之辈。
他试图亡羊补牢，也曾焦急召见数位退隐官吏，希望他们能回朝助力。
但局势已如泥沙崩岸，来势汹涌，一旦开裂便再也拼不回去了。
他的命令虽能让人暂时归位，却无法让人重燃忠心。
涉事之人不是已死，就是心灰意冷，再无可为。
朱祁镇自身也清楚那种无力感，他知道许多责任在己，却奈何无处着手，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厦倾颓。
若论劣中之优，徐珵无疑是“优等生”——但那是荒诞的优等，是污浊泥淖里最显眼的一坨。
他向来善于挑拨离间，悄声议事，暗撒流言，以阴狠手段混迹于朝堂。
可在治国安邦、谋篇布局上毫无建树。
他此生最广为人知、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事迹，便是构陷忠臣于谦。
此事一出，他便几乎与万古污名的秦桧相提并论，差点成为历史上新一代“佞臣典范”。
实际上，他之所以遭到同僚普遍孤立，并非只是因为于谦当堂痛斥他、羞辱了他的威望，
而是因为他本人品性狭陋、见识浅薄。
用后世的话说，他就是那种喜欢在背地里撕扯同僚，稍有不满便四处揭发的小人。
他若知道同僚几句牢骚，便会添油加醋写成奏章呈上——
若耳闻他人些许隐秘，转头就能拿去讨好权贵。
他的存在，使得朝堂人人自危。
他的败势，仅仅用了四个月。
根源来自两件关键风波。
其一，某日早朝中，朱祁镇拿出一份奏疏。
他言辞严厉地记载着曹吉祥、石亨等权臣涉嫌贪墨、跋扈、蒙蔽君主、排除异己，必须严查问罪。
此事真是震惊百官。
朱祁镇不仅拍案称赏，还特意点名赞扬奏疏起草者御史杨瑄，称其“胆敢直言，乃国之幸”。
然而，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杨瑄只是一介小御史？
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他也断不敢向两大权臣同时开刀。
那份奏疏背后的操盘手是谁，朝堂无人明说，却都心知肚明——
只有徐珵有此胆量，也有此阴险。
朝堂一时气氛凝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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