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朝的十余年间，一道道开仓放粮的诏令从皇宫发出，帝国的粮仓一次次被打开，赈济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挽救了无数在饥饿边缘挣扎的生命。
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八月初六，在位仅二百余日的汉殇帝刘隆，终究未能熬过命运的苛责，悄然离世。国丧再临，朝野震动，群臣纷纷建言，认为皇长子刘胜的厥疾——那种气闭昏厥之症，并非不治之症，且病情已然好转，理应迎立刘胜为帝，以顺天意民心。可邓绥却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她担忧刘胜因早年未能继位之事心怀怨恨，登基之后会对邓氏宗族乃至朝堂格局造成动荡。深思熟虑之下，邓绥再次力排众议，决定迎立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而她则继续以太后之尊临朝听政。
接连的国丧，让本就因灾荒困苦不堪的百姓，又背上了沉重的徭役负担。为体恤民情，邓绥下令，将汉殇帝的康陵修建规模大幅缩减，陵墓中的秘藏珍宝，以及各项丧葬事宜，一律从简，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仅为原先规制的十分之一。这份体恤民生的举措，虽未能彻底扭转时局，却也让百姓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天灾的阴霾愈发浓重。十八个郡国同时发生强烈地震，地动山摇之间，屋舍倾颓，百姓死伤无数；四十一个郡国、三百一十五个县被洪水吞噬，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这四条华夏大地的母亲河，尽数泛滥成灾，汹涌的波涛冲毁城郭，淹没良田；部分地区山洪暴发，滚滚洪流裹挟着泥石，将村落夷为平地；二十八郡国又遭狂风冰雹袭击，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计无着。
在“天人感应”的论调之下，天灾再次被归咎于邓太后的执政。学者李固直言，地震频发，是因邓太后“越阴之职，专阳之政”，违背了阴阳纲常；刘向亦附和其说，称冰雹之灾，是阴盛阳衰的天象示警，罪责全在临朝的邓绥。朝野之中，反对的声浪愈发高涨。郎中杜根、平原郡吏成翊世等人，更是冒死直言进谏，恳请邓太后还政于汉安帝。然而，此时的东汉王朝，尚处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之下，根基未稳，若骤然还政于年幼且缺乏历练的汉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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