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特诏，留其子刘祜于京师洛阳的清河邸中，不必随父前往封地。这份特诏，暗藏深意，彼时殇帝年幼，国本未固，邓太后此举，实则是将刘祜立为储副，留于京中以备不测，为大汉社稷留一后路，刘祜的命运，也因这道诏书，与东汉的朝堂权柄紧密相连。
延平元年，公元一零六年，秋八月，汉殇帝刘隆在位仅二百余日，便不幸夭折，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史称“百日皇帝”。殇帝之死，让大汉王朝再次面临国无君主的危机，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宗室与朝臣皆将目光投向临朝称制的邓太后。此时刘祜年十三，自年少时便以聪慧贤德闻名于京师，其宗室身份正统，为孝章帝嫡孙，血脉亲近，合乎承继大统之礼。邓太后与兄长车骑将军邓骘反复商议，考量宗室诸子弟的资质、身份与朝堂局势，最终定下决策：迎立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为帝，承继汉和帝的皇统，以固大汉国本。
决策既定，事不宜迟，邓骘连夜手持邓太后亲授的太后节，率禁军前往洛阳清河邸，迎请刘祜入宫。夜色深沉，宫灯映路，禁军列阵，威仪赫赫，这份深夜的迎驾，既彰显着帝王即位的庄重，也暗藏着权柄交接的紧迫。刘祜随邓骘入宫后，邓太后当即于朝堂之上颁布诏书，昭告天下立刘祜为帝，诏书中盛赞刘祜：“质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诗论，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亲德系后，莫宜于祜。”寥寥数语，将刘祜的品性、学识、志向与宗室正统尽数道来，为其登基正名。随后，邓太后又亲作策命，策文曰：“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孙，谦恭慈顺，在孺而勤，宜奉郊庙，承统大业。”策命宣读完毕，太尉张禹身为百官之首，捧上皇帝玉玺与绶带，刘祜于嘉德殿前正式登基，是为汉安帝，改元永初。彼时刘祜虽已即位，然年岁尚幼，且久居王府，未涉朝政，邓太后遂继续临朝称制，总揽军政大权，长乐宫成为东汉王朝实际的权力中心，刘祜则居于帝位，开始了受制于邓太后的帝王生涯。
登基之后的刘祜，深知自己初登大宝，根基未稳，且朝政皆由邓太后与邓氏宗族执掌，故而始终秉持着谦让恭敬之心，未曾有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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