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去。
“再者，南方乃我朝富庶之地，陛下南巡，可实地考察当地民生、商贸，官员的奏疏的内容，只是他们想让陛下看到的，即便是南方的锦衣卫也不可能，将真实的情况都禀告给陛下。”
“管子有云‘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陛下亲眼所见，便能更好地制定国策，在怎么说，阁老也确实老了，即便以后有了新的首辅，他也不会像阁老一般，再有什么良策了……”冯保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说得头头是道。
“至于陛下您所顾虑的花费吗，老奴以为，这些都不足为惧。虽说南巡所需不菲，各地行宫的修缮、车驾军队的开支确实巨大，但这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乃是一劳永逸之举。”
冯保当然清楚，朱翊钧的疑虑不仅仅是在银子身上，还在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权力运转方式的改变。
原本上中下的权力阶层运转是有规律的，可冷不防地，皇帝离开北京城，那就有了很大地变化。
但，这个权力运转的方案，冯保可不能进言了。
世宗皇帝曾经回过湖北老家，给自己的父亲扩充皇陵。
嘉靖十八年朱厚璁返回承天府，目的是视察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陵寝显陵的修建情况。
朱厚璁离京前，命内阁首辅夏言留守北京，主持日常政务。
内阁与六部形成临时决策核心，但重大事务需快马奏报皇帝裁决，确保皇权对中枢的绝对控制。
司礼监太监作为皇帝近侍，随行南巡者如黄锦等人负责文书传递，而留守京城的陈洪等人则与内阁共同处理奏章批红，形成内外双重监督，防止权力过度集中。
嘉靖携礼部尚书严嵩、武定侯郭勋等亲信南巡，严嵩借此机会加深与皇帝的私人关系。
他通过撰写青词和逢迎嘉靖的宗教需求，逐步取代夏言的地位，为日后独揽大权做好了铺垫。
南巡途经河南、湖广等地，地方官员需协调接驾与显陵工程，导致户部、工部资源向地方倾斜。
同时，嘉靖借机整顿沿途吏治，罢免多名渎职官员，强化皇权对地方的控制……最为重要的是，朱厚璁通过南巡期间的权力安排，确立了对内阁的绝对掌控。
严嵩的崛起标志着内阁首辅逐渐沦为皇权附庸，而非独立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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