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觉骇然。然细思之，我朝国力日盛，远超汉唐，为何不能行前人所不能行之事？”
“昔日汉武帝凿空西域，设河西四郡，所耗何止亿万？然其功业，泽被后世。如今漠南局势，较之当年河西，于我更为有利。”
他话锋一转，并未一味鼓吹，而是提出了关键的执行问题：“老臣以为，关键在于‘循序渐进’与‘人选’二字。工程必须分阶段，视国库情况量力而行，不可贪功冒进。更紧要者，首任归化府之流官，乃至负责筑城、抚民之文武官员，必须精心遴选，既要通晓边务，熟知蒙古情弊，又需刚正廉明，有开拓之志与怀柔之能。若用人不当，则万事皆休。”
叶梦熊的表态，虽未明确说支持，但其言辞间流露出的，是一种基于现实国力与长远利益的审慎乐观，而非一味守旧的回绝……
朱翊钧默默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叩御案。
他注意到，除了户部出于财政本能地反对，以及个别礼部老臣的迂腐之见外，大部分参与议事的大臣，尤其是涉及军事、外交和实际政务的官员，竟大多对李如松的计划持开放或支持态度。
这与过去但凡涉及大规模开支或对外开拓，必招致一片反对声浪的情形，大相径庭。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首辅叶梦熊身上，心中若有所悟。
叶梦熊此人，固然持重，但其思想却并非僵化不变。
近年来，随着与欧洲各国接触增多，朝野上下对“疆域”、“统治”、“国力”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叶梦熊作为首辅，接触外界信息更多，其视野或许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华夷之辨”和“长城防线”。
或许，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上帝国实实在在的强盛，让这些原本保守的重臣们，也开始敢于想象和实践更具雄心的蓝图了。
“诸卿之意，朕已明了。”朱翊钧终于开口，声音沉稳，打破了暖阁内的议论声，“看来，对此策，反对者寡，忧虑者众，而以为可行者，亦不在少数。”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孙承宗：“孙卿所虑之钱粮，确是根本。此事即便要行，也绝不可竭泽而渔。方略需再行细化，预算需再行核减，寻找更节省之法。或可如李如松所言，更多借助商贾之力，以边贸之利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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