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公开的、标准化的算法，官员们自己就能核算帐目，那些想靠信息差中饱私囊的人，就得多掂量掂量了。
再往上走，是朝堂之上的决策者。
户部每年核算全国赋税，需要耗费数月之久，动用数百名算手，即便如此，最后得出的数字也常常漏洞百出。
如果将这些新算法推广到户部，同样的工作，或许只需要一半的人力和三分之一的时间，数据的准确性也能大大提高。
这意味著朝廷的决策可以更加及时、更加精准，而对于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来说，每一点效率的提升，都可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力。
当人们习惯了这份变化，也感受到了算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的效率的变化。
那么实学的地位，也会水到渠成，水涨船高。
当然，吴晔也清楚，这一切不会一帆风顺。
那些靠经义晋身的士大夫们，不会轻易让出话语权。
他们会说，算学是小道，经义才是大道；他们会说，重实学会让读书人变得功利，失去修身养性的本心；他们甚至会说，这些东西都是「奇技淫巧」，会动摇国本。
但这些话，吴晔听得太多了，早已经不痛不痒。
他们无法违逆历史的潮流，自然科学必然会找到应该来到它应该有的位置。
但在这之前，吴晔应该头疼的，是如何制定一套选拔伎术官的方法。
想到伎术官，就会想起王安石那场变法。
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并非只盯著青苗、免役、方田均税这些经济层面的改革。
他对人才的选拔，同样有过深刻的思考和激进的尝试。
熙宁四年，王安石力主改革科举，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策论取士。
与此同时，他还在太学中推行「三舍法」，试图以学校的日常考核取代一次性的科举考试，从而选拔出真正有实学的人才。
不止于此。
王安石还曾上书神宗，提出过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一设「明法科」，
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设「武举」，选拔精通兵法的人才；
甚至在地方上设立「学官」，专门负责教授农田、水利、算数等实用知识。他理想中的官僚体系，应该是由一群通晓实务的实干家组成的，而不是那些只会吟诗作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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