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九，清晨。山海关的天空是铅灰色的，像一块浸透了水的脏抹布，低低地压在城头。没有下雪，但风很硬，刮在脸上像刀子，卷起地上的雪沫子，打在城门楼上那面刚刚升起的五色旗上，旗子猎猎作响，像在挣扎，又像在呐喊。
关城东门外的空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人很多，多到沈砚之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一眼望不到边。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背着包袱，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牵着牲口。一张张脸在寒风中冻得通红，眼睛里却燃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混杂着恐惧和希望的光。
三天前，沈砚之炸了清军大营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山海关沸腾了。人们把他当成英雄，当成救星，以为只要有他在，这关城就固若金汤。可昨天，当“南下”的决定公布后，沸腾的血液瞬间凉了一半。
走？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关城，去千里之外的南方？一路上要穿过清军的层层封锁，要忍饥挨饿，要风餐露宿，还可能死在半路？
很多人退缩了。特别是那些有家有业、有儿有女的，舍不得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这份虽然艰难但好歹能活下去的日子。他们聚在沈砚之的老宅外，求他别走，说咱们守着关城，和清妖拼了，死了也值。
沈砚之没有解释，没有劝说。他只是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或哀求、或愤怒、或绝望的脸，平静地说：
“愿意走的，明早东门外集合。不愿意走的，留下。每人发三块大洋，两斗米，算是这几个月守城的酬劳。但有一条——我们走后，清军来了，你们怎么办，自己掂量。”
然后他就关上了门，不再见任何人。
现在，站在木台上，看着下面这黑压压的人群，沈砚之心里有数了。愿意跟他走的，比预想的多。粗略估计，至少有五千人，几乎占了关城人口的五分之一。大多是青壮年，也有拖家带口的，甚至有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眼神浑浊但坚定。
程振邦站在他旁边，低声说：“比预想的多。路上压力会很大。”
“我知道。”沈砚之说，声音很稳，“但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清军要动手，也得掂量掂量。”
他上前一步，举起手。嘈杂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几千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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