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山海关起兵时，三千乡勇是他父亲一手带出、自己悉心经营多年的子弟兵，能同生死。可一旦汇入革命大潮，各方军队、会党、政客纷至沓来，人心便散了。二次革命，他麾下虽有旧部，但更多是临时集结的各省联军，战事稍有不顺，便有人动摇、后退、乃至倒戈。
“砚之，你在想什么？”陈英士问。
“我在想，先生要的是一个令行禁止的革命党，这没有错。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沈砚之的目光望向窗外，仿佛要穿透这异国的寒冬，“袁世凯想要的，是万世一系的袁家天下，所以他可以不要脸面，不要信义，只要权力。我们呢？我们打倒了满清，换来的却是一个更大的独裁者。英士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一问，让陈英士也陷入了沉思。良久，他才道：“中山先生常说，我们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体虽变，但人心、制度，依旧是旧的那一套。各省的督军，哪个不是拥兵自重的旧军阀、旧官僚？他们当初附和革命，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袁世凯比满清更懂如何笼络这些人。”
“所以，下一次起事，不能寄望于这些人的‘反正’。”沈砚之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必须有自己的军队，一支真正懂得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军队。不是靠利益结合，而是靠主义凝聚。”
陈英士深深看了他一眼，这位出身关塞、起于行伍的将领，身上有着与纯粹的革命党人不同的气质。他更务实，也更沉郁。
“走吧，先生还在等。”陈英士起身。
神田区的寓所隐蔽在一排普通民居之中。屋内已聚集了十余人，烟雾缭绕。沈砚之看到了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熟悉的面孔，也有几位生疏的、刚从国内辗转而来的年轻人。气氛有些凝重，显然，关于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是否服从孙中山绝对领导的问题，方才已有过一番争论。
孙中山坐在上首，面容清癯，但双目依然炯炯有神，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见沈砚之进来，他微微颔首，示意他落座。
“砚之来了。”孙中山开口道，“二次革命，你在徐州方向打得最苦，损失也最重。你对今后的事，有何看法？”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沈砚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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