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面叠得方方正正的青天白日旗——这面旗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从南京带出来的，旗角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是当年在山海关并肩作战的一位老兄弟的血，那人姓周，名字还没来得及问全，就在雨花台倒下了。他把旗子拿出来，铺在桌上，用手掌把旗面上的褶皱一点一点地抚平，然后对程振邦说：“当年从山海关出来的老弟兄，还剩下几个？”
程振邦掰着手指头数了数：“带走零碎跟着的好手只剩十几个。老赵还在湖南拉着一支民军，老孙在四川跟着熊克武干，马占彪去了广东。剩下的人散的散，死的死——去年在长崎病死的那个刘文斗，你是知道的，走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是咱们几个凑钱把他葬在唐人墓地的。”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程振邦记了一辈子的话：“人家的坟头都长草了，咱们还活着。活着就是本钱。”
第二天天还没亮，长崎港的雾浓得像是一锅煮开的米汤，码头上的煤气灯在雾里变成一团一团模糊的黄晕。沈砚之和程振邦带着十几个流亡的同志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日本邮船，船名叫“长崎丸”，是一艘老旧的小型邮轮，吨位不大，船身的白漆已经斑驳脱落，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被海风吹散，像是一条被撕碎的黑色绸带。他们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舱房在船尾，紧挨着轮机室，柴油味浓得能把人呛出眼泪来，但没有人抱怨——能回去就好。
船驶出长崎港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海面上的雾被晨光切成一层一层的薄片，海鸟在桅杆周围盘旋，尖叫声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沈砚之站在后甲板的栏杆边，船尾的螺旋桨在海面上搅起一道长长的白色尾迹，那道尾迹在灰蓝色的海面上越拖越远，像是一条回不去的路。程振邦走过来往他手里塞了一个饭团，饭团是用海苔包着的，里面夹了一片腌萝卜，是在码头买的，已经凉透了。“老沈，回了上海打算怎么干？”他咬了一口自己手里的饭团，腮帮子鼓起来，说话含含糊糊的。
沈砚之没有马上回答。他把饭团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另一半用油纸包好放进口袋——这是他在流亡期间养成的习惯，永远留一半给下一顿，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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