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深秋的东京，枫叶如血，笼罩在一片肃杀的秋意之中。
下町区的早稻田一带，虽然远离皇居的繁华与森严，却弥漫着另一种更为炽热的躁动。在一家名为“清风亭”的料亭二楼最里间的隔扇门紧闭着，空气中混合着清酒的醇香、榻榻米的草席味，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革命者的紧张与亢奋。
沈砚之盘腿坐在矮桌一侧，身着一袭深藏青色的和服，外罩一件黑色羽织，乍一看去，与当地那些沉湎于学问的“书生”无异。只有他那双深邃如古井般的眼睛，偶尔在烛光映照下闪过的一丝锐利，昭示着此人绝非寻常文人。他面前的酒杯早已空了，但他没有再斟，只是静静地听着。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年过不惑、面容清癯、眼神却如鹰隼般炯炯有神的先生。他便是孙中山，此时正用带着浓郁粤语口音的官话，激昂地陈述着当下的局势。
“遁初兄，”孙中山放下手中的酒杯，目光灼灼地看着沈砚之，“此次召你前来，局势已然万分危急。袁世凯虽死，北洋军阀四分五裂，但这并非共和之福。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之流，个个心怀鬼胎，或拥兵自重，或妄图复辟，中国之局面，较之晚清，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沈砚之微微颔首，沉声道：“先生所言极是。晚生流亡至此，每日研读国内传来的报纸，亦是忧心忡忡。北洋政府名为共和，实为专制，各省督军俨然土皇帝，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若无雷霆手段，恐神州陆沉之势难挽。”
他此时的身份，是流亡日本的“沈遁初”，一名满怀救国热忱的留日学生，同时也是孙中山在北方秘密发展的骨干之一。在经历了二次革命的惨痛失败后，他深知仅凭一腔热血和一支部曲，根本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旧势力。此番奉召而来，他早已做好了迎接最艰巨任务的准备。
“光复会、华兴会、兴中会，我们曾经各有旗帜，但在袁贼面前，我们都吃了分散作战的亏。”孙中山站起身，走到窗边，撩开纸窗的一角，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如今，时机到了。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一个能够号令天下的革命中枢。我意，将三者合并，重振旗鼓，定名为——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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