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传闻四起，颇有令人不安之论调，或云，钦差行辕之内，有小人蛰伏，惯进谗言，欲以严苛峻法为能事，深文周纳，罗织罪网，更闻或将大兴案狱，广事查抄，株连蔓引......”
“此等风声，虽未必属实，然已致商界人心惶惶，市面暗流涌动，颇有谈虎色变之象。”
“窃以为，岭南经多年休养生息，始有今日商贾云集、货殖繁盛之局面，实来之不易。”
“若因捕风捉影之词，而行霹雳手段，恐令守法商贾寒心，致投资裹足，商机萎缩，岂不有违朝廷提振工商、繁荣地方之本意？”
“昔前明之季，亦有‘酷吏’为求政绩，不恤民瘼，苛查滥罚，终致元气大伤，殷鉴不远，思之令人心惕......”
“我等商民，拳拳之心，可昭日月，非敢干涉宪台行事，唯愿钦差大人明察秋毫，勿偏听偏信，以固本培元为重，以安商恤民为念。”
“若果有蠹虫，自当严惩不贷，然亦盼能持中守正，勿使岭南多年经营之成果，毁于一旦，则岭南幸甚，商民幸甚！”
这篇看似站在道德制高点、处处为“大局”着想的陈情书，通篇运用春秋笔法，将张家玉、黄得功的依法调查暗指为受“小人”蛊惑的“严苛峻法”，将可能发生的正义清算污名化为可能破坏繁荣的“苛查滥罚”，甚至搬出前朝“酷吏”的帽子进行攻讦。
字里行间，将赵家势力打扮成维护“稳定繁荣”的正面力量。
几乎与报纸刊发同步，一场有组织的谣言风暴，开始在岭南府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中迅速蔓延。
在熙熙攘攘的西关码头，几个苦力模样的汉子蹲在角落里休息，一人神秘兮兮地低语。
“喂，听说了吗？京里来的那两个官，可不是啥好鸟！是来‘刮地皮’的！”
“刮地皮？啥意思？”
旁边人问。
“这还不懂？就是变着法儿捞钱呗，听说要查账，查税，过去三五年的账本都要翻出来，鸡蛋里挑骨头，找到点由头就罚巨款，不交钱？封铺子抓人！”
“不能吧？不是说里长派来巡视的吗？”
“哼，巡视？那是说得好听，你想想，京城大官，千里迢迢跑来咱们这穷乡僻壤，图啥？还不是看咱们岭南这几年生意好，眼红了，来分杯羹，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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