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自家厂子里，也有不少老掉牙的机器，舍不得换，也换不起吧？”
“那些洋企业，还有松江、武昌那些得了朝廷补贴、用了新机器的大厂，出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咱们这些中小厂子，怎么跟人家争？靠压低工钱？那复社的人正好趁叫上工人闹事，靠偷工减料？那是砸自己招牌，死得更快。”
会场里响起一片低低的赞同和叹息声。
这正是当前许多传统中小实业家最头疼的问题。
启蒙会的“指导会”卡住了扩张和拿订单的脖子，复社的“基层活动”又让用工成本和管理变得棘手，新技术、新机器掌握在少数大企业或洋人手里，他们这些“中间层”，感觉上下受压，喘不过气。
“所以。”
陈望提高了声音，虽然依旧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咱们民会，不跟他们去争那根看得见的绳子，也不去挖那看不见的地基，咱们，递扳手。”
“递扳手？”
众人不解。
“对，递扳手。”
陈望点点头，那双小眼睛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
“咱们民会的根基在哪？在工商，在百业，咱们最擅长的是什么？不是喊口号，也不是搞权谋，是做事，是解决实际麻烦，是把技术变成钱，把死物盘活。”
“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是无数像‘瑞福祥’这样的厂子，技术落后，眼看要被淘汰，是成千上万靠这些厂子吃饭的工人、伙计、掌柜，要没饭碗！”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一幅巨大的红袍工矿分布草图前，手指点着上面那些代表中小型工坊的密密麻麻的小点。
“这些，才是咱们民会真正的‘自己人’，是咱们的根基！”
“大企业，有启蒙会去拉拢。”
“苦工人，有复社去鼓动。”
“那这些不上不下的厂主、东家、掌柜、老师傅，谁管？朝廷？朝廷忙着定大政方针，徐渭仁？他眼里只有能帮他握住绳子的大鱼，赵铁鹰？他眼里只有最底层的民众。”
陈望转过身，面对众人，语气斩钉截铁。
“他们不管，我们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