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乡下的清晨是被雾裹住的。
楼明之的车开不进村里的小路，只能停在村口废弃的晒谷场上。晒谷场的水泥地面已经龟裂，裂缝里长出半人高的狗尾巴草，在晨雾里摇摇晃晃，像一排沉默的旗幡。他熄了火，拎着副驾驶座上的黑色塑料袋下了车。袋子里装着两罐茶叶、一瓶黄酒，还有一叠复印的案卷——不是给老刑警看的，是怕自己问漏了什么。他这人有个毛病，信脑子不如信纸。
许存义的家在村子最深处。一栋八十年代的老砖房，院墙上的水泥已经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红褐色的砖芯。院门虚掩着，门缝里飘出一股熬中药的苦味，苦味里夹着一丝檀香。楼明之在门口站了片刻。不是犹豫，是习惯。刑警当久了，进任何一扇陌生的门之前，都要先听一听门里头的呼吸。
他伸手推开院门。吱呀一声，门轴生锈的声音在雾里传得很远。
院子里一个老头正蹲在煤炉前熬药。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破了，用灰线粗粗地缝了几针。炉火映在他脸上，把皱纹照得一道一道的，像干涸的河床。他没抬头，只是用扇子指了指旁边的小板凳：“坐。药还有一刻钟就好。你比我想的来得晚。”
楼明之在小板凳上坐下。小板凳很矮，他的膝盖几乎顶到了胸口。他打量着院子里的东西——墙角堆着十几盆枯死的盆栽，枝干干瘪得看不出原样；晾衣绳上挂着两件旧衬衫，被风吹得轻轻晃；窗台上搁着一个搪瓷缸，缸口磕掉了一块瓷，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胎。一个独居老人的院子能看出很多线索，但楼明之今天不想用刑警的眼睛看。他是来听故事的。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楼明之问。
许存义抬头看了他一眼。那是一双浑浊的眼睛，眼白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肝不好的征兆。但眼珠深处有一点光，不大，却很定，像是在黑暗里坐久了的人，已经不需要太多光线就能看清东西。“昨天夜里有人给我打电话，”许存义说，“说今天会有一个年轻人带着青铜令牌来找我。我问他是谁，他说不用管他是谁，只说这个年轻人是楼敬堂的徒弟。”
楼明之的手微微收紧了。楼敬堂——恩师的名字。知道他手上有令牌的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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