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营养跟不上而反复，身体迅速垮下去。
他不再能经常走到门口晒太阳，大部分时间蜷缩在冰冷潮湿的床上，靠着街道偶尔送来的低保物资和邻居有一口没一口地接济度日。
屋里弥漫着越来越重的病人气味和死亡气息。
他变得沉默，眼神空洞，偶尔清醒时，会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嘴里喃喃念叨着“柱子……柱子……”
但那声音里不再有算计或指责，只剩下一片行将就木的茫然与凄凉。
院里人经过他门口都下意识地加快脚步，仿佛那间屋子成了一个不祥的象征。
曾经的一大爷，八级工的荣耀，早已无人提起，他成了这座院子里一具缓慢腐烂的、活着的标本，静静等待最终的结局。
何大清的怨气在贫病交加中与日俱增，但更多的是一种认命般的颓丧。
他知道自己离不开傻柱，离开这里更是死路一条。
他不再大声咒骂，而是转为一种更磨人的、无休止的抱怨和自怜。
每吃一口粗粝的食物，每喝一口寡淡的汤水，都要长长地叹一口气，念叨着
“当年……”、“要是……”
眼神浑浊地看向傻柱，仿佛在无声地控诉。
他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咳嗽，关节痛，夜里时常呻吟。
父子俩守着那点可怜的生活费，在沉默、病痛和对未来的彻底绝望中互相消耗，亲情早已被磨蚀得只剩下最基本的、动物般的依存与厌弃。
秦淮茹家的日子，在傻柱“断供”后，雪上加霜。
棒梗还在服刑，不仅无法提供任何帮助，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全家人心头。
槐花勉强打点零工，收入微薄且不稳定。
秦淮茹的缝纫活计也越来越少，眼睛都快熬瞎了，也赚不到几个钱。
家里的饭桌上，已经很久没见过油腥。
槐花正值青春，却面黄肌瘦，眼神黯淡，对母亲偶尔提及的、托人介绍的、条件同样不堪的相亲对象，也提不起丝毫兴趣。
母女俩常常相对无言，只有缝纫机的哒哒声和压抑的叹息在空荡的屋里回响。
秦淮茹不再对傻柱抱有任何幻想，她知道那个男人自身难保。
有时在院里遇见，两人也只是匆匆点头，便各自避开，仿佛过去几十年的那些纠葛、依赖、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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