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爸，我们商量过，先住他单位分的过渡房，虽然小点，但离我俩单位都近。我们自己也在看房子，想贷款买个稍微大点的。
周扬他……挺喜欢做研究的，说学术这条路虽然清苦，但能保持思想的独立和深度，他愿意一直走下去。他父母也挺支持他的选择。”
“思想独立，好。”
王建国颔首，语气平和，
“做学问，尤其你们搞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的，确实需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不过，独立不等于疏离，批判也要建立在深入了解和建设性基础上。
周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是更偏重理论模型和宏观分析，还是也会关注基层的实际操作和困境？”
王新蕊想了想，说：
“他两者都关注吧。不过可能确实更擅长理论架构和数据分析。我有时候跟他聊我采访中遇到的具体的、甚至有些琐碎的现实矛盾，他往往能很快上升到制度层面或理论框架去分析，给我很多启发。
但说到具体的、怎么推动解决……他好像觉得那更多是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事，学者的责任是指出问题和方向。”
王建国静静听着，手指轻轻摩挲着温热的茶杯。
女儿的描述，印证了他之前的观察。
周扬的“超然”是一种学术训练带来的思维习惯，将具体问题抽象化、理论化，这本身并非缺点，甚至是其专业性的体现。
但若过度，则可能缺乏对现实复杂性和推动变革之艰难的切身体认与介入感。
这种思维特质，与王新蕊那种扎根现实、力求推动改变的记者职业之间，是否存在深层的张力？
目前看来，两人似乎能互补，但长久来看呢？
尤其当王新蕊的报道触及越来越敏感的区域，需要不仅仅是“指出问题”。
更需要智慧和策略去“解决问题”甚至“保护自己”时，周扬那种“学者的责任”定位，能给予她多少实质性的支持与共担风险的理解？
至于周扬的家庭，王新蕊的回答依旧模糊。
“父母支持他的选择”，这很寻常，但具体是做什么的“知识分子”，为何在家庭聚会那样的场合也语焉不详？
王建国心中的疑虑并未减轻，反而因这份刻意的模糊而加深了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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