隙之中。
而他，已经做好了在这明暗交织的棋盘上，继续对弈的准备。
收音机修好了，激昂的革命歌曲和字正腔圆的新闻广播重新回荡在部里技术处资料室略显沉闷的空气里。
老管理员脸上多了笑容，对王建国更是感激不尽，逢人便夸“王处长有能耐，办实事”。
这件小事，像投入一潭静水的微小石子，在王建国周围漾开了一圈几乎难以察觉的涟漪——在部分同事眼中，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印证；
在总务科那位帮忙的老师傅那里，他落了个“体恤下情、不摆架子”的印象；
而在更深、更隐秘的层面，他与沈墨之间，那根由稀缺电子元件和一句隐语串联起来的、无形而脆弱的线，算是第一次被轻轻拨动，发出了只有他们自己能“听”见的、极其微弱的颤音。
王建国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反而更加警醒。
沈墨这条线，用好了，或许是获取前沿信息、解决棘手技术难题的特殊通道，甚至可能在未来某些关键抉择时，提供一个不同于主流视角的参照。
但用不好，或者被有心人察觉，就是足以将他拖入深渊的致命绞索。
他必须像对待最精密的爆破装置一样对待这条线——清楚其原理，明确其用途，更要时刻警惕其不稳定性。
他将主要精力拉回到部里的日常轨道，更加勤勉地处理着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的技术报告、项目审核和会议纪要。
他让自己看起来，就是一个沉浸在具体事务中、勤恳务实的中层技术干部。
但暗地里，他对沈墨的观察，进入了一个更细致、更讲求策略的阶段。
他不再刻意制造“偶遇”，但会留意沈墨在公开场合的每一次发言，无论多么简短。
他仔细揣摩沈墨措辞的倾向，对哪些技术路线表现出兴趣，对哪些现行做法流露出不易察觉的保留或质疑。
他甚至通过李秘书，在不经意间了解沈墨那个“技术情报与前瞻研究组”最近在关注哪些领域的动态，调阅了哪些资料。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王建国脑海中逐渐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的沈墨形象：
一个拥有扎实苏式教育背景和开阔国际技术视野的专家，对当前国内某些领域技术发展的“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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