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急于推动那份全面的升级报告，而是将其拆解，化整为零。
他选择其中最紧迫、争议最小、也最容易见到实效的一点——改进屠宰车间的废水处理和初级消毒环节——作为突破口。
这部分工作，直接关系到防疫安全和环境卫生，政治正确，投入相对较小，技术难度不高，却能立刻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和产品质量。
他撰写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技术方案和预算申请，直接递交给分管技术的陈正部长，并附上了在天津学习时拍摄的几张相关照片作为对比。
这一次，陈正部长很快有了批复，字迹遒劲：
“此议甚好，关乎生产安全与工人健康，应予以支持。请技术处、计划处会同研究，尽快落实。”
有了部长的明确批示，事情推进起来就顺畅了许多。
虽然预算被砍掉了一小半，但基本的改造资金和设备还是批了下来。
王建国明白，这是陈正部长在用一种更务实的方式支持他，也是在提醒他，做事要讲究策略，积小胜为大胜。
他将主要精力放回了部里技术处的日常工作，同时兼顾着肉联厂那边“试点”改造的推进。
他让自己像一滴水，重新融入部里这台庞大而沉闷的机器，谨慎地观察，耐心地等待，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巩固和拓展自己的人脉与信息渠道。
他不再轻易发表对宏观政策的看法，只就具体的技术问题提出专业、稳妥的建议。
他与陈正部长的秘书李秘书保持着不近不远、但沟通顺畅的联系，偶尔能从其口中听到一些更高层面的、关于经济调整和工业发展的模糊风向。
就在王建国努力适应着部里这种“外松内紧”、“多做少说”的新节奏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闯入了他的视野，也打破了四九城这潭表面停滞的湖水。
这个人叫沈墨，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高瘦，面容清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锐利而略显疲惫。
他并非部里干部，也不是哪个厂的技术人员，而是刚刚从上沪某研究所，通过某种内部协调渠道，“交流”到部里技术处下属一个新成立的、名称颇为含糊的“技术情报与前瞻研究组”担任副组长的。
这个小组的组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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