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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恐怕不是街道劝说那么简单，可能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或者辅以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彻底取消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
贾张氏的存在，可能会从“障碍”变成某种“筹码”或“借口”——一个需要长期照料、无工作能力的老人，正是需要还乡“投亲靠友”的典型理由。
他几乎可以预见，当这个政策风真正吹到四合院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阎埠贵、刘海中之流，必然会闻风而动，推波助澜。易中海的苦苦支撑，恐怕将不堪一击。
秦淮茹那点可怜的坚持和麻木，在强大的政策机器和生存压力面前，又能抵挡多久？
王建国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抿了一口，滋味苦涩。
他并不关心贾家的最终命运，无论是被强行送走，还是在这院里彻底烂掉。
他关心的是，这场必然到来的风波，会对自己家产生何种波及。
是会更加凸显自家的安稳，引来不必要的嫉妒或算计？
还是因为自家干部家庭的身份，被推出来“做工作”、“表态”？
抑或是傻柱那边，会因为贾家的变故，又生出什么新的枝节？
他需要更仔细地观察，更谨慎地应对。
在时代的洪流和政策的齿轮面前，个人如同微尘。
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家这粒微尘，落在相对安全、不易被碾轧的缝隙里。
至于其他尘埃是飞向何方，是沾泥带水还是粉身碎骨，那并非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将四合院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暮色之中。
1962年的春天，看似有了点暖意，但王建国知道，真正的寒潮，或许正在政策文件的字里行间悄然凝聚，即将向这座古城、向这小小的院落，席卷而来。
王建国听到的关于“强力推进精简、动员返乡”的风声，在四九城料峭的春寒里，像一股无声却极具穿透力的暗流，迅速渗入机关大院、工厂车间、街道居委会，最终不可避免地，荡进了胡同深处，拍打着四合院斑驳的门墙。
最先捕捉到这风声异动的，是三大爷阎埠贵那对时刻竖起的、堪比雷达的耳朵。
他是在街道粮站排队买限供的碎米时，从前排两个街道办事员压低的交谈中，捕捉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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