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李秀芝又“偶遇”了于海棠下班，聊起家常，说起自己丈夫单位有个同事，跟何雨柱是朋友，夸他仗义、会疼人。
于海棠听着，脸上微微有些红，但依旧矜持。
王建国从妻子那里听到进展，不置可否。
成不成，看他们自己缘分。
他这么做，一方面是真觉得傻柱该成家，稳定下来对院里也好；另一方面，或许潜意识里，也是想看看，提前拨动一下命运的琴弦，会不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对他来说，像是个冷静的实验，观察着这些“剧本”中的人物，在稍微改变的参数下，会如何行动。
1961年，就在饥饿、算计、绝望以及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关于男女婚事的隐密期待中，沉重地翻过了最后一页。
四合院的冬日，依旧寒冷彻骨。
但有些种子，已经在冰封的泥土下，悄然改变了位置。
未来会如何生长，没人知道。
王建国只知道，自己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冷静地站在岸边，看着这潭水，如何流淌。
至于水中的人是溺毙，是挣扎上岸，还是偶然抓住一根意外的浮木，那与他无关。
他只需确保，自己和家人，不在水中。
1962年的春节，是在一种混合着麻木、微渺希望以及更深层次不安的怪异气氛中到来的。
前一年腊月里棒梗偷鸡引发的风波，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涟漪很快被更厚重的冰层覆盖，但冰冷的寒意却渗透得更深。
贾家依旧在院里存在着，像一块顽固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污渍。
秦淮茹每日往返于工厂和家，步履愈发沉重，腰背佝偻得厉害，将近三十的年纪，看上去却像是四五十岁的老妇。
她对院里的一切声响、议论乃至偶尔投来的目光，都彻底失去了反应，眼神空洞得如同两口废弃的枯井。
只有回到那间充斥着病人腐败气息和绝望的屋子，面对婆婆无意识的呻吟和儿子闪烁躲藏的眼神时，那空洞里才会掠过一丝极深的、近乎碎裂的痛苦，旋即又被更厚的麻木掩盖。
棒梗的偷窃行为，在经过韩大爷家丢鸡事件后，似乎收敛了些，至少不再在院里明目张胆。
但王建国冷眼观察，知道这不过是假象。那孩子眼中饿狼般的绿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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