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会，领导脸上的凝重和话语里那种顾全大局、分担困难的意味，都让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稀薄。
王建国自己，则因为过硬的技术能力和在关键项目上的不可或缺，位置依然稳固，甚至因为一些老同志的“退居二线”或“支援地方”，肩上担子更重了些。
但他没有丝毫得意，只有更深的警觉。
四合院里，各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着这乍暖还寒的时节。
三大爷阎埠贵对任何细微的供应变化都保持着猎犬般的敏锐。
他那本记录家庭收支的笔记本上，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带着试探意味的项目：“X月X日，购得处理海带三两（颜色发黑，但可食），耗费工业券X，人民币X分”，“听闻西直门外黑市有麸皮出售，价格高昂，未购”。
他依然严格控制全家口粮，小球藻培养缸也还在，但三大妈偶尔会在棒子面里掺一点点真正的豆面时，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首，只是推推眼镜，嘀咕一句“下不为例”。
他似乎在重新评估和计算，在极度节约和有限改善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同时也更加警惕地盯着中院贾家——棒梗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意味着院里财物的损失，必须防患于未然。
二大爷刘海中则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
厂里的精简风声也刮到了车间，他虽然是个小组长，技术也还过得去，但年龄偏大，文化不高，并非完全高枕无忧。
他变得更加积极，对车间生产、安全卫生、徒弟管教事事上心，嗓门比以往更大，试图用这种昂扬的姿态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
在家里，他对两个儿子刘光天、刘光福的管束达到了新的高度，动不动就搬出“当前形势”、“阶级斗争”的大词，斥责他们“不求上进”、“给家里惹祸”，父子关系越发紧张。
他看向王建国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既有对领导下意识的敬畏，又有一种隐隐的、怕被比下去的不安。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向王建国请教一些政策问题，或者诉说车间管理的难处，试图拉近关系，获取一些内部消息或肯定。
一大爷易中海依然是院里最愁眉苦脸的那个。
贾家这个烂摊子就在眼前，棒梗越来越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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