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弹药，也让他自己暂时摆脱了整天扫厕所的境地，被允许回到“学习班”“继续交代问题，揭发检举”，待遇稍有“改善”。
一时间，马福顺似乎又活了过来，尽管脸色依旧憔悴，但眼神里重新燃起了那种混合着恐惧、侥幸与疯狂的光芒。
他像个赌红了眼的赌徒，押上了自己最后的名誉和良知，试图在这辆疯狂疾驰的、不知终点的列车上，重新找到一个哪怕是站立的位置。
然而，他低估了这列车的颠簸程度，也高估了自己那点可怜的筹码。
就在他上蹿下跳、四处开火后不到一个星期，一批关于他本人的、更加详尽、也更具杀伤力的黑材料，如同早已准备好的捕兽夹，猛地合拢了。
这些材料，有些来自他曾经得罪过、如今正好掌握了些许权力或话语权的苦主的报复性举报。
有些，则来自那些同样身处学习班、为了自保或减轻处罚而不得不互相撕咬的难友的揭发。
更致命的，是两封匿名但内容极其具体的检举信，直接指控他在担任后勤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几次厂里废旧物资处理和外协采购中，存在严重的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行为，并附上了几份模糊但足以引发联想的旁证材料。
如果说之前的政治错误和作风问题还能以认识问题、态度问题来含糊应对，那么经济问题和贪污受贿的指控，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足以致命的铁拳。
马福顺的二次崛起如同昙花一现，甚至比第一次跌落来得更加迅猛和惨烈。
厂保卫科和专案组迅速介入，对他进行了隔离审查。
这一次，不再是学习班式的帮助教育，而是真正的、带有审讯性质的审查。
他再次被剥夺了自由，关进了条件更差的隔离室，每天面对的是冰冷的面孔、严厉的追问和一沓沓需要他说清楚的材料。
他试图辩解，喊冤，甚至反咬一口，说那些是“诬告”、“打击报复”。
但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和确凿的证据面前，他的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反而被指责为“负隅顽抗”、“企图蒙混过关”。
很快，厂里召开了针对马福顺的专题批判大会。
大会上，他被押上台，脖子上挂着写有“贪污腐化分子”、“投机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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