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纬的疑点是：“1948年，该员在上海‘大公机械厂’担任设计师期间，曾为该厂设计过一套‘高速精密冲压生产线图纸’。经查，该厂当时曾秘密承接国民政府兵工署少量零配件试制订单。需核查该员是否知情、是否参与设计军用相关部件，其保存的该时期技术图纸是否完整上交或销毁。”
张铁毡的问题更“历史”：“该员1942年至1944年在北平（日占时期）‘华北工务局’担任技术员，参与过数项市政‘防御工事’的勘察设计。需彻底审查其在该机构的具体工作内容、与日伪人员往来情况，以及对该段历史的认识。”
王士铿则是因为：“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兵械所工作经历需进一步核实细节、证明人。另，据反映，该员性格偏激，常发表‘技术至上’、‘外行领导内行’等不当言论，需结合其历史背景，审视其思想根源与政治立场。”
就连两个年轻人也没能幸免。
孙明远是因为“其父曾在旧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社会关系需审查”；
郭建功则是“在校期间与一位有海外关系的教授过往甚密，曾协助翻译部分外文技术资料，资料内容需甄别”。
看着这份名单和后面那些如同手术刀般精准、却又笼罩着浓重猜疑阴影的“疑点”，王建国感到一阵眩晕，紧接着是冰冷的愤怒和深深的无力。
戴司长果然“细致”！
这些“疑点”，半真半假，虚实结合，每一个都戳在当事人历史中最难以完全自证清白的环节，或者最容易引发“政治联想”的敏感处。
刘守一的美国专利，陈经纬可能间接涉及旧军工的图纸，张铁毡的日占时期经历，王士铿的“错误言论”，甚至两个年轻人不清不楚的家庭和社会关系……
在正常的技术单位，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在深入考察中慢慢澄清，或者因其现实贡献而被暂且搁置。
但在“肃反”运动日益深入、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当下，被这样正式地、尖锐地提出来，就等于把这些人一下子推到了“嫌疑”甚至“审查”的风口浪尖。
尤其让王建国心头发紧的是，这些“疑点”显然经过了有针对性的搜集和整理，绝非泛泛而谈。
戴司长的手，伸得比他想象的更长，也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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