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了推眼镜，低声道：
“王司长，这运动……风声好像有点紧。我们……”
他欲言又止。
王建国明白他的担忧。
陈经纬的海外关系，始终是个隐痛。
“经纬，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但说什么，怎么说，你把握分寸。多谈具体技术工作，谈遇到的困难，谈改进的建议。其他的……”
王建国没有说下去，只是给了陈经纬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陈经纬领会了，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动员是做了，原则也强调了，但王建国知道，情绪的闸门一旦被某种宏大叙事和“畅所欲言”的承诺所撬动，水流的方向和力量，往往不是几个原则所能完全框定的。
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热情、对旧有弊端积郁了不满、又对“帮助D”抱有真诚理想的人来说。
沈星雨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司里新调来不久的副处长，三十出头，身材瘦高，戴一副黑框眼镜，留过毛，真正的科班化工专家，理论功底扎实，思想活跃。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对技术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对一切他认为阻碍技术进步的“非技术因素”都深恶痛绝。
他来之后，王建国很欣赏他的专业能力，在一些项目论证中也听取过他的尖锐意见，觉得虽有偏激，但往往能切中要害。
只是，沈星雨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和理想主义色彩，以及毫不掩饰对“官僚习气”的鄙夷，也让王建国隐约有些担心。
“鸣放”开始后，沈星雨很快成为司里，乃至部里相关单位座谈会上的焦点人物。
他几乎有会必到，到会必发言，发言必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