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成同志自筹经费购买座椅果盘、先行缓解群众困难的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是务实的、可取的。”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几分：“我当年不这样认为。”
“至于大风厂批地问题……”他的声音又沉了一度，“陈岩石同志确实给我打过电话，希望我过问一下。我也确实给光明区打了招呼。这不是正式批示，不是组织行为，是——人情。”
他把这两个字咬得很重。
“孙连成同志顶住了。他没有违规批地。现在回头看，他顶得对，顶得应该。当年以工作不力为由对他进行处理，依据是不充分的。”
会议室里寂静无声。
李达康抬起目光，直视苏秉衡，也直视在座每一位常委。
“造成这一结果，客观上是我的官僚主义、主观臆断。更深层的原因——”他顿了顿，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是当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此事有过关注和倾向性意见。我作为下级，没有能够坚持原则，而是迎合了、执行了不当的导向。”
他没有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
“在此，我向省委作出深刻检讨。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停顿了很长时间，久到有人以为他已经说完了。
然后他开口，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
“待孙连成同志病情稳定后，我将亲自去医院，向他当面道歉。”
这句话说出口，李达康的脸彻底黑成了锅底。
苏秉衡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达康同志能够正视问题、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这个态度是好的。”他的语气平静，没有任何讥诮或冷意，但也听不出多少温度，“干部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认错、不改错。你能当众说出这番话，说明组织没有看错你。”
李达康的脊背依然挺直，但紧绷的下颌微微松动了些许。
“这件事到此为止。”苏秉衡收回了目光，“当年那些不恰当的指示、不正常的干预，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谁有过、谁有错，组织心里有数。今天达康同志把话说开了，该检讨的检讨了，该表态的表态了——往后翻篇。”
他顿了顿。
“我相信达康同志是能屈能伸的人。能屈，是懂得低头认错；能伸，是把今后的工作干好、干出彩。汉东的班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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