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二日，清晨。
泰晤士河上的雾气还没完全散去，白厅街头的煤气灯在灰蒙中透着昏黄的光。这个时间，大多数伦敦人还在睡梦中，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办公室已经灯火通明。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却驱不散那股彻骨的寒意。
格雷站在窗前，背对着房间里其他五个人。他六十四岁了，担任外交大臣已经十年，经历过无数次外交危机，但今天早晨送到他桌上的这份报告，还是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先生们，”他转过身，声音出奇地平静，“有谁能告诉我，这份报告有多少夸大的成分？”
长条会议桌旁坐着四个人：军情六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上将，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以及刚从远东调回的前驻日武官汉密尔顿上校。
卡明爵士清了清嗓子，这位五十八岁的情报头子有一张让人过目就忘的脸——这正是他最大的优势。但此刻，他的表情异常严肃。
“大臣阁下，这份报告经过三个独立渠道交叉验证。”卡明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我们在上海的商业情报员、在新加坡的海军观察员，以及在柏林收买的德国军需部文员，提供的信息完全吻合。”
他拿起桌上那份厚厚的文件：“兰芳共和国，这个成立不过十二年的华人国家，正在以惊人的深度介入欧洲战争。他们做的，远不止我们原先知道的运送樱花国雇佣兵。”
杰利科上将——这位五十三岁的海军掌门人眉头紧锁：“说具体点，卡明。具体到什么程度？”
“三个方面。”卡明翻开文件，“第一，军事运输。过去八个月，兰芳船队向德国运送了超过十五万名樱花国士兵，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他们拥有至少八艘万吨级改装运兵船，护航舰队包括两艘俾斯麦级战列舰、四艘奥马哈级巡洋舰，以及数量不明的驱逐舰和潜艇。”
基钦纳勋爵——留着标志性大胡子的陆军大臣，用粗壮的手指敲着桌面：“樱花国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第二，武器贸易。”卡明翻到下一页，“德国陆军在东线装备了一种新型105毫米榴弹炮，性能远超我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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