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熙九年冬，襄阳城下的溃败像一记闷棍，把诸葛恪从狂妄的巅峰打落谷底。
七万大军出征，狼狈逃回者不足四万。
带回建业的不仅是折损过半的士卒，还有堆积如山的阵亡名单、丢弃殆尽的器械辎重，以及朝野上下压抑已久的怨气。
诸葛恪回到建业的那天，城门外的百姓挤满了街道两旁。
不是迎接，是围观。
有人在人群中低声咒骂，有人朝他的车驾吐口水，有人抱着阵亡儿子的衣冠跪在路边嚎啕大哭。
诸葛恪的车帘紧闭，看不见外面的景象，可那些哭声、骂声、唾弃声，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耳朵里。
他的脸色铁青，攥紧了拳头。
他变了。
襄阳之败，像一把锉刀，磨去了他最后一点耐心和理智。
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暴躁，不再顾忌他人的感受，不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他的世界只剩下愤怒、恐惧和猜疑。
他怕失去权力，怕被人嘲笑，怕被推翻。
而他应对恐惧的方式不是收敛，是变本加厉地张扬。
入府次日，他召来中书令孙嘿，厉声质问：“卿等何敢数妄作诏！”
孙嘿被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叩首，回家后便称病不出，从此闭门谢客。
此后数月，他翻出北伐期间朝廷下发的人事任免文书，把那些在他出征期间被擢升的官员一律罢免，换上自己的亲信。
又将宫中宿卫全部更换，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天子身边，名为护卫，实为监视。
他变得多疑、暴戾、刚愎自用。
朝臣进见时，无不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
有人只是多看了他一眼，便被逐出朝堂，有人只是说话声音稍大，便被斥为“狂悖”。
诸葛恪的府邸终日大门紧闭，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不见客，不听劝，只对着舆图发呆，似乎在谋划下一次北伐。
整个建业城在诸葛恪的暴政下战栗。
百姓恨他入骨，朝臣畏他如虎，士卒怨声载道。
那些在襄阳城下冻饿而死的士卒的家属，跪在宫门外哭诉求恤，却被诸葛恪的亲兵乱棍打散。
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疯了才好，疯到众叛亲离，疯到死无葬身之地。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暗中笑了。
这个人就是孙峻。
他是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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