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
“哎呀，这可得慎重。”第三位设计师连忙插话，“我们库存的合金板材剩的不多，只够做三次试件，新的材料一时间供应不上，万一试验失败，后续试制至少要等三个月。”
“同志们，大家还忽略了一个问题。”第四位设计师用笔在图纸上圈出一处，“尾翼尺寸也需要重新核算，否则后续装配会给衔接造成难度，甚至可能影响弹体的整体平衡。”
“也就是说，”第一位设计师快速在纸上记录着，“现在需要协调的是：性能优化——调整曲线，与工程现实——材料限制、工期风险之间的矛盾，以及安装工艺的适配问题。”
这张记录着所有问题的草稿纸，被轻轻放到钱教授面前。
钱教授一直没说话，笔尖始终虚悬着，他没有直接介入细节争论，而是将目光落在弹体结构图纸上的总体设计指标：射程、载荷、精度、稳定性、工期……
片刻后，他的笔尖在“稳定性”三个字上轻轻一点。
这个动作没有发出声音，却像一道茅塞顿开的引导，给激烈的讨论指明了方向。
大家明白，总师在提醒他们必须站在更高维度思考，一切调整，都必须以发射和飞行的绝对稳定为前提。
明白是明白，但具体如何权衡取舍，同时把握性能、资源与风险控制，依旧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这样吧，钱老，我再和源头工厂联系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加班加点，紧急改进一批合金板材？”一位设计师提议。
“这不是主要症结。”钱教授终于开口，他拿起第一位设计师的计算图纸，“局部优化0.15%，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理想状态下，我们需要将跨音速阻力再降低 2.5%，才能确保弹体在剧烈震颤中保持结构完整与飞行稳定。”
“2.5%?”
几位设计师几乎同时倒吸一口凉气。这在气动优化已相当成熟的当前设计上，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钱老，”第一位设计师声音艰涩，“这个数字，我们从来没敢设想过。”
“降低2.5%的跨音速阻力”，在技术上是一个极高难度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之前的设计逻辑需要被重新审视，很多工作可能要推倒重来。
钱教授却毫不动摇。他将桌上一份材料性能报告推到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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