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报为中田，逃避税赋。
涉案胥吏杖一百，流三千里。受贿吏员，革职查办。相关乡绅，补缴税款，罚银三倍！”
“邮政司江宁驿，驿丞克扣驿夫工钱，虚报伙食开支。驿丞，革职，抄没家产偿还原主，徒五年！”
“常州府武进县，延迟申报预算两旬，致使春耕农具补贴未能及时发放，误了农时。
知府，罚俸一年，吏部考功记过！”
一条条，一桩桩，时间、地点、人物、罪责、处罚，清晰无比。
证据大多来自那些他们先前看不起的、被认为“形同孤臣”的户部清吏司，以及厂卫的密查。
杨涟终于抬起头，目光如电，扫过全场，声音陡然提高：
“陛下曾言，新政如逆水行舟！今日本官也要说，这南京官场，已是沉疴积弊，非用猛药，不可救药！”
“自即日起，所有部门，所有官员，限期十日！
未申报预算者，立刻申报！驿站移交未完者，立刻移交！所有公务，必须依新法流程办理！”
“十日后，若再有拖延推诿、阳奉阴违之事。
本官不管你是几品大员，背后有谁撑腰，一律以此卷宗为例，严惩不贷！”
“都察院御史已分散各府县，锦衣卫、东厂亦将严密督查。诸位，好自为之！”
话音落下，满堂死寂。
只有窗外的雨声哗哗作响，像是在为一场彻底的清洗，奏响激昂的前奏。
南京右都御史徐兆魁感到一阵眩晕，他下意识地扶住椅背，手指冰凉。
他知道，杨涟这是最后的通牒，也是宣战。
然而就在杨涟下达最后通牒的三日后，江南民间却兴起了强烈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