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徒然招致觊觎。荷兰人能对日本幕府谨小慎微。
非慕其德，实畏其‘强势’！为何敢对我大明屡次挑衅？
非我无德，乃是彼辈评估之后，认为我‘威’不足以慑其野心，利足以驱其冒险！”
朱由校的手指轻轻敲在御案上，每一句都叩在现实政治的关节上：
“他们封锁海峡、攻我澎湖时，可曾讲过‘柔远’？
可曾顾及天朝的‘气度’？没有。
他们用的是炮舰的语言，算计的是利益的得失。
朱卿，对这样的强盗以‘王道’待之，与之空论德化。
这与宋襄公之仁何异？岂非是纵恶？”
这一番话，将“威”提升到与“德”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并用“宋襄公之仁”的典故，精准地刺中了儒家文化中最为忌讳的“迂腐”之弊。
朱国祚的神色真正变得凝重起来。
他之前更多是从义理和传统策略出发，而皇帝则将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了他面前。
沉吟片刻，不得不承认皇帝所言切中了要害，缓缓道：
“陛下……烛见万里，臣所虑者，是威权过甚，或难以持久……”
“所以，朕并非只要‘威’，而是要以‘威’立信，以‘威’促‘和’。”
朱由校接过话头，语气缓和下来，开始构建他的完整逻辑。
“此番严苛条款，正是要立下我大明不可侵犯之‘威’，划定他们行为的代价。
唯有如此，未来的‘和’才有基础，我们施予的‘德’才会被珍视。
而非被视为软弱可欺。
这，才是真正的‘刚柔并济’，才是于此时此地。
最能维护社稷、最能彰显天朝尊严的‘大气度’。”
见朱国祚眉头紧锁，陷入深思。
朱由校知道第一层道理他已听进去几分，便话锋一转，进入更深一层。
“再说你忧心的‘礼制’，朱卿掌礼部多年，熟知典章。
以往礼部主客清吏司处理藩属朝贡，其核心是‘上下尊卑’。
将天朝居于无可争议的顶端。
但西洋诸国，非我藩属，其文明发展、国家结构与我迥异，亦不行我礼法。
若强行以朝贡旧制套用于彼，无异于缘木求鱼，自缚手脚。”
“因此，朕将主客清吏司改组，升格为‘外交司’。”
“此后，大明对外，当有两套并行不悖的体系：
对朝鲜、安南等藩属，仍行‘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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