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午后。
谨身殿。
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在青砖地上铺开一片暖色。
但殿内的气氛，比窗外的春意沉重得多。
朱由校坐在御案后，双手捂着脸。
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指节微微发白。
他就那样坐着，一动不动，只有胸膛随着呼吸缓缓起伏。
御案上堆着奏本。
最上面那一封，封面写着“陕西巡抚乔应甲谨奏”，字迹端正，是标准的馆阁体。
孙承宗坐在下方左侧的椅子上，也没有说话，目光落在皇帝身上，眉头微微皱着。
角落里，舍人卢象升低着头，笔尖在纸上缓缓移动。
他在抄录前几日廷议的记录，动作很轻，几乎听不到声音。
良久，朱由校放下双手。
他的脸露出来，年轻的脸上依然充满锐气，但眼下泛着青黑，嘴唇有些干裂。
“先生，”他开口，声音沙哑，“陕西的奏报，你也看过了。”
孙承宗点头：“看过了。”
“去年大旱，今年又是大旱。”朱由校说。
“延安、榆林、西安渭南一带，冬小麦已经枯了。玉米、豆子下不了种。
徐光启说这几个府县，自冬季到现在只下了一次雨。
只有柿子还能长。红薯都不一定。”
他顿了顿：
“红薯都不一定。”
孙承宗沉默片刻，说：
“乔巡抚已经请免今年税赋。文启也在西安，联名上奏证实，臣以为当准。”
朱由校点头。
文震孟——上一任谨身殿舍人，天启五年外放西安知府。
是朱由校特意派过去的，还亲自送了一方端砚。
如今他在西安，亲眼看着那些枯死的麦苗，亲眼看着那些无法下种的田地。
“以现在的国力，”朱由校说，“赈济倒是没问题。海贸四年，户部每年都囤积粮食。”
他垂下眼：
“可是……”
他没有说下去。
只有他自己知道。
陕西的大旱，只是开始。
未来还有十几年。
十几年。
干旱、蝗灾、瘟疫……一场接一场。
史书上：“人相食”“自正月至六月不雨，蝗起”
“饥民流徙塞道”等寥寥数语的记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真实上演。
他闭上眼。
孙承宗看着皇帝。
他知道皇帝在想什么。
这几年，陛下时常夜不能寐，念叨着旱灾、饥荒、律法。如今，灾来了。
殿门口响起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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