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名战俘开始排队登车。
旷野上，灰绿色的人群在晨光中缓缓移动。
两万人。
这个数字会在几天后传到华盛顿。传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传到美国的每一张报纸的头版上。
两万名美军士兵被俘——这是自巴丹死亡行军以来，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投降。
但此刻在军隅里火车站的站台上，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后勤问题——十列火车，四天时间，两万张嘴要吃饭喝水。
方天朔走进防空洞，坐到地图前面，把安州的事重新摊开。
脑子里已经没有两万战俘的事了。
安州。
他只想着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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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日。早上七点。台北。圆山饭店。
圆山饭店坐落在基隆河畔的小山丘上，红柱黄瓦，飞檐翘角，远远看去像一座放大了十倍的宫殿。清晨的阳光从东面的山头上照过来，把琉璃瓦染成了一片金色。
饭店最高层的套房里，一个人站在窗前。
他六十三岁。光头——不是谢顶，是每天刮的，刮得铁青发亮。下颌消瘦，颧骨高耸，两腮往里凹着，让整张脸看起来像一把磨尖了的斧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到了最上面一颗。腰板挺得笔直——即使独自站在窗前没有人看的时候，他的腰板也是直的。这是几十年军人生涯留下的习惯，或者说执念。
他的面前摆着一张大桌子，桌上铺着一幅亚洲地图。地图很大——从日本列岛一直铺到印度支那，朝鲜半岛在地图的右上角，用红笔画了好几个圈。
桌子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他的儿子。经国。圆脸，浓眉，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半旧的军便装，手里端着一杯还没喝的茶。
父亲已经来回走了五分钟了。从窗户走到桌前，看一眼地图，又走回窗户。再走到桌前。他的步伐很快——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快——脚步声在铺着地毯的房间里闷闷地响。
二十分钟前，一封来自华盛顿的密电摆在了他的桌上。
美国方面正在评估让他的部队参战朝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