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
若是设立皇帝的庙宇，就等于说地方官员乃至寻常百姓都可以去祭本朝皇帝了，这可是对高殷身上的合法性大大地损害，这本是只有他和后世合法皇帝才能有的特权，若寻常百姓都能拜了，怎么能显出帝王的威严？
类似的事在汉朝亦有记载，刘邦令诸侯王在各自国都为他的父亲立“太上皇庙”，而他去世以后，朝廷下令全国各郡国普遍建立祭祀汉高帝庙，汉惠帝也在故乡沛县设立“原庙”，与首都太庙由皇帝亲自主持不同，这些遍布全国的地方皇帝庙，通常由地方长官代表皇帝进行祭祀。
这种做法的核心目的，是在宗法血缘纽带之外，通过行政力量建立对现任皇帝的全国性个人崇拜，以此来强化皇权的绝对权威和对大一统帝国的认同，在人心尚未彻底归附的汉初有着一定作用，就像钱币上会印着年号一样，宣示着国家此刻由谁统管。
但政策有利就有弊，纯粹有利的政策，那它的弊病将在未来显现，这种让与皇帝无血缘关系的地方官员去祭祀皇室先祖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也与宗法制的“亲尽则祧”原则相悖，会导致祭祀体系在血缘上变得模糊不清，对将来的宗法系统的影响不可估量。
现在还没什么，但若是将来有一个庶支子孙，甚至是外姓官员，因为掌握大权割据一方，而以自己曾祭拜先帝，强行将自己纳入皇朝的宗法中，那宗法制就名存实亡了，因此这些政令被儒生们视为对神圣祭祀礼仪的亵渎，被称为“违古礼”，遭到学者们的严厉批评。
到了汉元帝时期，以贡禹、韦玄成为代表的儒臣发动改革，成功废除了这一制度，标志着周代宗法礼制的一次回归。
至于后世的生祠制度，由于对象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员，而非皇帝，所以规定上则稍微宽容一些。
虽然同样冲击了“神不歆非类”的原则，但由于官员身后代表的是皇权，官员的德政基础来源于朝廷的择才任贤，背后的逻辑是夸赞皇权的慧眼，同时也能让地方社会表达情感和信仰，所以虽然也屡受质疑，历代王朝对其有严格的审批和管控，但生祠制度始终在官方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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