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想说至尊所想，必能克成，但自己不是那样的马屁精，高润也只能微微摇头：
“魏朝末年以来，朝廷多任用出身低微的仆役担任县令，因此士大夫皆以出任县令为耻，今欲使这些玩世家子弟甘为县令，诚恐不易。”
这个责任，还得找孝文帝来背。他搞的“班镜九流”和“叙定三清”把世家的胃口都给养叼了，不是清官不做，反正多等几年，总会等到自己那个萝卜坑，而魏廷又不好强迫，不然就逼贤了；
加上权贵们担任大州牧守，总要把一些人事换成亲信才好办事，就使得许多县令一级的官位都由权贵的仆从担任，原本的浊流之官更沾染上了一层攀附权门的污臭之气，所以不只是世家高门，一些有名望的士大夫都不愿意出任县令。
而县令又是掌握一个县的实权领导，担负着使县民归心、收缴赋税的重责，从这里开始败坏，那国家的根基就被蛀虫们慢慢腐蚀了，许多税进了县令和权贵们的腰包，国家收不上来，也就渐渐衰弱。
齐国贪墨的风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袭了魏廷的陋习，高欢的家底比大魏天子更薄，自然就只能模仿魏武帝的“唯才是举”，疯狂用自家亲信和苍头担任重要职位，以忠诚度为第一要务，而其他地方就只能暂时搁置，相信后人的智慧。
现在到了后人高殷掌权，这局面就必须有所改变了，否则哪怕齐国一统，根子里也都有着一股腐臭的残渣，不改无以济百姓、兴国业、振皇威，受损害的只有这一批因为时代红利而吃得脑满肠肥的污吏，把他们处置掉，对各方都有好处。
这在历史上还是由元文遥在四年后提出的，高殷既然知晓，就不客气地搬过来用了：“我自有计议，叔可持我令，去宣谕各家士门，凡名单上有录者，三日后的巳时必须到神虎门聚集，朕有诏。”
高润不知究竟，只得答应，心里忍不住担忧起来：这场面，和当初晋阳之事颇为相似呢……若至尊以强横手段胁迫士人，那他这个协从者可就声名狼藉了。
数日后，诸多贵游子弟被召集到神虎门，起初尚有几分闲适，三五成群地低声谈笑，然一入宫中，就有诸多披甲禁卫持刃迎于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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