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实现这个政治目的，那么首先就要官吏改变对无讼的观念。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江湖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何况能吵上公堂的，都牵扯到利益，哪能期待人扎堆的地方没有纷争呢？
所谓“治下无讼”，本质就是官员们的懒癌犯了，同时想要刻板模仿上古贤人，追慕三代之风而弹压民怨的刻舟求剑，他们动用权力屏蔽民怨、对百姓公正的诉求视而不见，故意打造一个个没有纷争的乌托邦，实际上有无数地位低下的贱民在这和睦的假象下悲惨死去，只为成就表演型官僚们在履历上一道“治下清平，一时无讼”的好考评；
相比之下，狄仁杰“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真正踏实地为国家处理亡国之端，才能叫人心服口服，也因此成为后世“中国名侦探”这个生态位，福尔摩斯本土化最成功的主角。
“既然都是要吵的，还不如大大方方展开讨论，辩个是非，这一点上，朕觉得没有比僧尼们更加适合的了，还是说卿等会觉得有另外一些人更适合这个工作？”
群臣默然，儒家的君臣父子结构决定了下级不可以啵上级的嘴，“按理来说你这个级别的同志还无权调查我”，在政治理念演说这方面，儒家体系还真干不过由外国传来、为了在中国扎根而四处开战，确立如今地位的佛教，道教就是因为太无欲和虚玄而被佛教给踩在脚下的。
事实上当初百家争鸣时，儒家也不以辩经见长，纯粹是后来儒生们的理念可以提高许多稳定性，符合皇帝们驭民的统治需要，才会被朝廷大力扶持，但他们没有一点对外开疆扩土打圣战的魄力，对高殷这种有进取心的皇帝而言，不是最理想的工具。
而回到最上层的脉络，国家要稳固统治，不可避免地就是要让法律深入人心，刘邦的约法三章，本质也是先给臣民立下规范和约束，确定君臣格局，所以法律的完善与执行十分重要；
因此赵匡胤被黄袍加身时，揽辔和诸将盟誓：“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
众下马曰“唯命”，宋朝才因此终结了五代乱世。
反观李自成打入北京，本应革明正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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