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八，省城。
火车进站的时候天还没亮透。程立就被列车员的报站声吵醒的。
他睁开眼，借着站台昏黄的灯光，看见对面的周明远已经坐了起来，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手里端着搪瓷茶杯，望着窗外发呆。
窗外灰蒙蒙的，低矮的楼房在晨雾里只剩模糊的轮廓。站台上三三两两的旅客扛着编织袋往出站口走，脚步咚咚地踩在水泥地上。
“周书记，您一夜没睡？”程立揉了揉眼睛，嗓子还有点哑。
周明远没回头，目光还落在窗外那片灰色里。过了几秒，他才开口，声音不大，带着点说不清的意味。
“程立，你说——今天这事有希望吗？能成吗？”
程立愣了一下。他跟了周明远三年，从没见过老书记用这种语气说话。
在他印象里，周明远永远是那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端着茶杯、说话不急不慢的县委书记。
哪怕去年常委会上为了水电站的事跟人拍了桌子，散会后也是一脸云淡风轻。
可今天，他问了这么一句——“能成吗？”
不是那种心里有数随口问问的试探，是真真切切的、带着一丝不确定的——担忧。
程立沉默了一瞬，然后点头。
“能。”
就一个字，干脆利落。
周明远终于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审视，有信任，还有一点点他自己不想承认的依赖。
他没再说什么，把茶杯放小桌上，开始收拾行李。
火车到站，两人下车。
出站口停着一辆黑色奥迪，车旁站了个年轻人，三十出头，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锃亮。
他没举牌子，就那么站着，目光沉稳地在人群里扫了一圈。
周明远走在前面半步，程立跟在后面。这是官场上再自然不过的次序——县委书记在前，乡镇书记在后。
那年轻人目光最先落在周明远身上，快步迎上来，微微欠身，伸手，语气客气得恰到好处：“是凌水县的周书记吧？您好，我是宋省长的秘书，也姓周。”
周明远连忙握住他的手，腰弯了弯：“周处长，辛苦辛苦，劳您来接，太感谢了。”
周处长的笑容标准而克制，握手的力度不轻不重，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卡在“礼貌”和“疏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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