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他说。
沈碧瑶跟着他走出院子。街上到处都是红军，灰色的人影在暮色中晃动，有的在跑，有的在搬东西，有的在维持秩序。没有人砸门，没有人抢东西。她看到几个红军战士蹲在街边，围着一口锅吃饭，吃的什么看不清，但闻起来像是稀饭。一个老婆婆端着一碗水从门里出来，递给一个坐在门槛上的小红军，那个小红军站起来，接过碗，喝了一口，鞠了一躬，把碗还回去。沈碧瑶站在街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她被带到了一所学校里。学校不大，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枝叶光秃秃的，在暮色中像一把撑开的骨架。院子里已经关了几十个人，都是穿便装的。沈碧瑶扫了一眼——几个穿着绸缎旗袍的女人，烫着卷发，抹着粉，一看就是军官太太；几个穿长衫的男人，年纪都不小了，戴着眼睛，像是县衙里的文职人员；还有几个年轻人，缩在角落里，不敢抬头。她找了一个角落蹲下来，抱着膝盖，低着头。
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旗袍，烫着卷发，脸上抹着粉。她看到沈碧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你是哪家的？”
沈碧瑶犹豫了一下。“我丈夫是二十五军的。”
“哦，”那个女人点了点头，声音更低了，“我丈夫也是。他们在城外，不知道跑没跑掉。你证件还在吗？”
“丢了。街上太乱，跑丢了。”
那女人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没有再追问。沈碧瑶感觉到旁边还有几个人在打量她，目光里有审视，有怀疑。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在遵义，证件丢了，说自己是军官家属——换了她，她也会怀疑。但没有人说什么。在这种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懂。
院子里有一个女兵，背着药箱，蹲在一个老婆婆面前，给她包扎手上的伤口。那个老婆婆的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血还在流，但那个女兵一点也不嫌脏，用棉花蘸着盐水一点一点地擦，动作很轻。沈碧瑶看着她，看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在复兴社培训的时候，教官说“共匪都是没有人性的野兽”。但那个女兵的手很轻，眼睛很亮。
天黑了。院子里点起了几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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