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问，没有被关在黑屋子里。她只是坐在那个院子里，每天有人送饭来，每天有人来打扫卫生。她看到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帮老百姓挑水扫地。她看到红军的女兵和男兵一样行军打仗，没有人欺负她们。她听到红军唱的歌，不是她想象中的“共匪”会唱的歌。她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些人真的是“匪”吗？
第三天夜里，红军突然撤了。没有征兆，没有通知，只是在半夜的时候，临走的时候，院子里的哨兵把门打开了。“你们可以走了。”
院子里的人愣了一下，然后一窝蜂地涌出去。沈碧瑶走在最后面，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老槐树在月光下光秃秃的，枝干像一只张开的手掌，指着天空。她转回头，走出了门。
街上很安静，月光把石板路照得银白一片。她走到联络站的院子外面，推开门，走进去。地窖上的石头还在，她搬开石头，掀开盖板，把包袱拿出来。军装还在，证件还在，枪还在。她把军装换上，把头发盘起来，塞进军帽里。她站在院子里，低头看了看自己——灰色的军装，少校军衔的领章。她又变回了特务组长沈碧瑶。但她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她走出城门，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光线从山岭后面透出来。城外有一座破庙，她走进去，坐在门槛上，靠着门框。她坐在那里，哭了很久。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她不知道。她不知道什么是“匪”，什么是“共”。她不知道自己在复兴社学的那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她不知道那个十九岁的女兵说的“打完了仗”能不能等到。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回不去了。不是回不了补充团，是回不了以前的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