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帘子。
车站到了。沈碧瑶下了马车，站在月台上。陈东征也下了马，站在她对面。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都没有说话。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把她的头发吹到了脸上。她没有理，只是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平时那种冷淡的、疏远的光，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我知道你要走了”的光。
沈碧瑶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塞到他手里。她的手在发抖，信纸在她手指间沙沙作响。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转过身，拎起行李，快步走向火车。她没有回头。
火车开了。沈碧瑶坐在靠窗的位置，隔着车窗看着月台。陈东征还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封信，没有拆开。他看着火车，看着她的窗户，没有挥手。沈碧瑶看着他，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晨光中。她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回到南京后，沈碧瑶被分到特务处电讯组担任副组长。她的工作是监听和破译日军的电报，每天戴着耳机，坐在电台前，从早到晚。同事都是年轻人，有男有女，大家相处得不错。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未婚夫在部队里，是个旅长，姓陈，是陈诚的侄子。有人问她什么时候办喜事，她说“快了”。有人问她未婚夫长得怎么样，她说“还行”。有人问她你们怎么认识的，她说“工作认识的”。她从不主动提起陈东征，但别人问起的时候，她也不否认。
一九三六年夏天，有人从汉中带回来消息，说独立旅还在训练，陈旅长还是每天看地图、写日记，没有打仗。沈碧瑶听到消息，没有说什么。她把一份破译出来的日军电报放在桌上，继续戴着耳机工作。
一九三六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特务处乱成了一锅粥，所有人都在加班，所有人都在等消息。沈碧瑶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眼睛熬得通红，手指被电键磨出了血泡。她在等汉中的消息，等陈东征的消息。消息终于来了：何应钦命令独立旅进攻西安，陈东征拒绝了，说“进攻西安会伤了委员长”。何应钦气得要枪毙他，没想到张学良居然放了委员长，何应钦也就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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