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没了。钱……家里那些钱，本来就是给你攒的，你看着办吧。只是……苦了你了。”
母亲抹着眼泪，但最终也点了头：“你爸说得对，救人要紧。钱花了还能再挣。只是……你自己公司那边，也还要用钱吧？”
“公司那边暂时没问题，我有安排。”古民安慰父母。他确实评估过，垫付医疗费会影响他个人的现金流，但不会直接影响实验室的运营，实验室的资金独立。他需要确保家庭应急储备金不被完全掏空，留有余地。
做完这些安排，古民带着陈建国签署的委托书和借款凭证（先签了已欠费部分），前往医院缴费处，一次性补缴了陈大友的全部欠费，并预存了十万元。同时，也结清了父亲的治疗费用。看着银行卡上瞬间缩水的数字，古民心头沉甸甸的，但同时也感到一种踏实的责任落地。至少，在钱的问题上，治疗可以不再受制于人。
解决完最迫切的医疗费问题，古民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法律仲裁的组织。他明白，垫付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是通过法律途径，从责任方（王德发和宏远建筑）那里拿回所有垫付的款项，并获得应有的赔偿。这需要系统、专业的法律行动。
他再次与律师蒋文斌深入沟通，制定了详细的仲裁策略。核心目标有两个：一是确认工伤事实及责任方；二是追索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各项损失。策略分为几个层面并行：
1.行政程序：申请工伤认定。
这是所有赔偿的基础。尽管没有书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蒋文斌指导古民收集整理证据：工友证言（包括那位老师傅的录音整理文字版）、记工单、工资银行转账记录（父亲偶尔有几次是王德发通过微信转账，留下了记录）、宏远公司与王德发劳务队的合同（证明父亲是在该项目上工作）、事故发生后建筑公司垫付部分医疗费的凭证、医院诊断证明、事故情况说明（由父亲和陈建国分别书写，按手印）等。将所有材料复印、扫描，形成完整证据链，正式向项目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这一步相对独立于民事诉讼，且是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如果缴纳了工伤保险）或由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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