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
谈判进行了四轮。古民适时展示了“软”与“硬”的两手：“硬”的是，明确告知对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坚决通过诉讼解决，并会向媒体和相关部门持续反映宏远公司“漠视工人生命、推诿赔偿责任”的态度；“软”的是，在总赔偿额达到心理预期后，在个别项目（如精神损害抚慰金）上做出了适度让步，并同意在协议中约定，宏远公司支付赔偿款后，伤者方配合其向王德发追偿（尽管希望渺茫），追回款项按比例返还宏远公司。这让宏远公司觉得，虽然支付了一大笔钱，但至少部分锁定了损失上限，并获得了向直接责任人追偿的权利凭证，对公司内部有个交代。
战场四：内部协调与稳定。
古民不仅要对外博弈，还要对内安抚和管理预期。陈建国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父亲重残，未来渺茫，他一度情绪崩溃，甚至萌生过“拿不到足够赔偿就和建筑公司同归于尽”的极端念头。古民多次与他深谈，帮他分析利弊：走法律途径是唯一可行且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过激行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自己陷入绝境。古民将每一步进展、每一项计算都向陈建国解释清楚，让他看到希望和路径。同时，古民也明确告知，自己垫付的四十五万，必须从赔偿款中优先偿还，这是借款合同约定的，也是保障自己家庭、维持后续法律行动能力的基石。陈建国在绝望中，将古民视为唯一的依靠，最终选择信任和配合。
其他两位加入共同诉讼的工友家属，也由古民和蒋文斌定期沟通，解释进展，安抚情绪，确保他们不会在压力下私自与建筑公司达成不利的和解。
古民自己的父母，则由母亲照顾父亲的身体，古民定期汇报进展，让他们安心。父亲古建国身体逐渐康复，但心理上对工地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对给儿子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和奔波劳碌感到愧疚。古民不断开导父亲，强调“人没事就是万幸，钱可以再挣，公道必须讨回”。
经过近两个月的反复拉锯，在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结论的支撑下，在诉讼压力和经济利益的权衡下，宏远建筑公司最终做出了实质性让步。在事故发生后第三个月末，双方达成了最终的一揽子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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