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个故事慢慢长大了。像一棵树从种子里拱出来，枝枝蔓蔓地往上长。它长出了甄贤婆婆，长出了东西哥，长出了七杀碑和无字碑，长出了一座叫重阳镇的、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但我闭着眼睛能走完每条街巷的地方。
为什么写这座小镇？
有人说，你写的是八十年代。有人说，你写的是乡土。还有人说，你写的是中国式人情社会。这些都不错，但都不够准确。如果非要让我说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我会说——它写的是“根”。是我们这代人埋藏在潜意识里的、对农耕文明最后的记忆与乡愁。
《重阳碑》这三个字，最初的念头或许不是为了写一个镇。它更像是源于一种对现实的困惑——九十年代以来，某些“崇洋媚外”的风气越来越盛，传统的东西被轻易抛弃，好像旧的就是落后的，土的就是丢人的。我不理解。我觉得那些“旧的”“土的”东西里，藏着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秘密。
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最后一波还能看见“根”的人。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跟土地之间有一种我们很难完全理解的联结——那不是财产关系，是身体关系。他们的汗水滴进土里，脚印嵌在田埂上，祖先埋在坡地下。他们离开那片土地的时候，不是换一个住处，是连根拔起。
东西哥从大学回到重阳镇教几何，他以为自己是“屈才”。后来他才明白，他不是“被分配”回来的，他是“被召回”的。他被召回的不是一个岗位，是一块土地。这块土地需要有人站在讲台上画圆，需要有人坐在茶馆里泡茶，需要有人守在无字碑前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人。他的几何画在黑板上，也画在这块土地的命运里。
三表哥茹雪选择了留下来种地。他留下不是因为没本事走出去，而是因为他看见了另一种“走出去”的方式——不是身体离开，而是让外面的知识进来，在这片坡地上长出新东西。他的笔记本左边写“阿爷的经验”，右边写“书上的理论”，那两栏之间的空白，就是他的路。
甄贤婆婆等了五十三年。她的等待从来不是被动的——她等的时候，脚把青石板磨平了，手把日子过下去了，心把家守住了。她的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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