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
“因此我们的集体化组织，不能搞强制性的剥夺改造，也不能限制群众百姓的入社和退社自由，我们要通过将集体化组织正规化、秩序化、稳定化、规模化，使群众百姓在我们的集体化组织中，远比在其自组织的各类组织中获益更多，因此自发的拥护我们的集体化方针和进程，就像我们的合作经济好过小农经济，老百姓们就主动抛弃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拥护合作经济一样，而不是通过强制的行政指令，强行将集体化压在老百姓的身上，不参与进来，就当作敌对分子对待！”
“集体化过程，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顾群众百姓的意愿和当地农业实际情况，认为集体化就是好的，以行政手段强制执行‘大’而‘公’的组织形式，不仅完全违背自然规律、极大违背群众百姓的意愿，而且这样的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做法，非但不能使两者相辅相成，反倒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侯俊铖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另一个时空里历史上那段时期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后世的研究实在是太多了，留下的经验教训深深刻在他的脑子里。
早期的公社化发展和他如今面临的情况如出一辙，也是群众在建国后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的需求下，农民高度组织化下的劳动力统一调配的自然选择下，出现了自组织走向集体化的倾向，合作社由小并大、农民组织规模迅速扩大，但这却让上层错误的认为全国性、大规模集体化的条件已经成熟，开始全面推进公社化运动，甚至于准备“小步快跑”，一步登天的达成最终目标。
在公社化过程中，政治上公社完全取代基层组织和行政机构，对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各阶层进行统一管理；经济上原本合作社的公共财产、积累、储备粮统统收归公社所有，自留地、社员私有财产也一律没收充公，搞“一并三收”、“割资本主义尾巴，施行大寨制，以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分配；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则大办公共食堂，基层极端非自组织化。
这种公社化运动完全脱离了群众觉悟、现实农业发展状况和干部的实际管理水平，导致生产决策中瞎指挥、生产劳动中“一窝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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